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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叶作品研讨会纪要
河南作家网    日期:2014-05-05
 

乔叶作品研讨会纪要

2014412

河南大学文学院会议室

整理者:尚亚菲

 

李伟昉:各位专家、各位学者、各界朋友上午好!四月桃李芬芳,枝头上绽开了浓浓绿意,今天我们汇聚在古色古香的河大校园,研讨70后著名作家乔叶女士的小说创作,这是一件值得欣喜的盛事,我谨代表河南大学文学院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乔叶女士是当代著名作家,也是文学豫军的代表人物之一,七十年代出生的她承前启后,成为河南省文学院的中坚力量。乔叶的写作历程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先是从散文,后转入小说创作的行列,并迅速赢得了国内同行及评论界的高度关注,近年来屡获小说界重要奖项,如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她近年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非虚构作品《拆楼记》,还有去年推出的长篇小说《认罪书》,在读者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尤其是《认罪书》,先是于《人民文学》刊载,后单独成书,被相关单位誉为“2013年度最值得阅读的五部长篇小说”之一。因此,此次文学院、汉语言文学编辑部,共同策划组织了这次研讨会,拟通过创作、评论、学术研究三个环节的融合,来对乔叶小说作品进行深入的探讨,并进而对乔叶的文学创作历程及其影响下的文学豫军的发展进行宏观的鸟瞰和展望。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以学院为主体的学者与创作界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使书斋中的学术工作与丰富多彩的文学生活产生有机的联系,并进一步推动河南大学文学院与我省文学界之间的交流。我们希望各位专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在轻松、自由的氛围中解读文本、品评小说,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下面我介绍一下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和文学界同仁,他们分别是:河南省文学院院长、著名评论家、省文联副主席何弘先生,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散文选刊》副主编、著名作家乔叶女士,文学博士、评论家孔会侠女士,文学博士、评论家任瑜;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文学院老师们主要有:河南大学文学院科研副院长、文学博士、教授张清民,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刘进才,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刘涛,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新军,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孟庆澍,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敏,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军,河南大学文艺理论专业博士生、青年诗人梁小静,校党委宣传部文学博士张召鹏;开封作协参会人员有开封市作协副主席、《汴梁晚报》副刊部主任赵国栋先生。各位专家朋友,这次研讨会聚集了创作、评论和学术研究三个方面的力量,可谓是群贤备至,一定会贡献出很多精彩纷呈的意见。下面,我们有请著名评论家、河南省文学院院长何弘先生致辞,大家欢迎。并再次对光临此次研讨会的各位专家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

何弘:谢谢各位。继去年墨白作品的研讨会之后,我们召开了一系列省文学院作家的研讨会,最近河大文学院和省文学院的交流和合作越来越密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首先,我要代表省文学院向河大文学院对河南文学的关注、河南文学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简单谈一谈我对乔叶作品的印象。乔叶最近的《认罪书》出版之后在全国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上个月在中国作协也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反响还是非常好的。这个作品是70后写作的一个标志性作品。刚才李院长也介绍到了,乔叶的写作是从散文的写作开始,后来写作中短篇,到去年又出版长篇,中间涉猎了各种文体,当然前期乔叶还写过很多诗歌,也是引起了广泛关注。整个看来,乔叶的创作基本是从1993年开始,起初主要写作散文,散文创作大概有十年的时间。大约到20022003年的时候,乔叶开始小说写作。一开始乔叶写了一个长篇《守口如瓶》,后来单行本叫《我是真的热爱你》。这部长篇出版之后,乔叶就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小说写作中来。乔叶的中短篇小说写作也经历了几个阶段,中间也在不断地发展。到2013年,这又是十年。二十多年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十年的散文创作,十年的中短篇,到现在又开始了长篇的写作。这是她的创作的一个基本路径。乔叶的散文当时在全国引起了比较多的关注。乔叶当时和《读者》等很多文摘都签约了,当然现在看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称号,就是“读者体的散文”,所谓比较清新温暖的、比较包涵哲理的文章,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到现在其实乔叶的一大批的读者和粉丝都是以前散文写作积累下来的。李敬泽写过一篇关于乔叶小说的评论《故事爱好者:乔叶》,而我的感觉是,这个评价与其用来评价乔叶的小说,不如来概括她的散文创作。写小说的人有很多都爱好讲故事,当然除了个别作家对故事不是特别的有热情,大部分小说创作者对故事都是充满了热情的。相对的来讲,散文的写作,很多是不讲故事的,而善于抒情。乔叶创作的一个特点是,从散文开始,她的写作就充满了对故事的爱好。她基本上是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件出发抒发一些感悟和哲理。这是她的散文的特点。所以说,乔叶的写作从散文转向小说,相对来讲,她的转型是比较成功的。这可能和她对故事、叙事的热情和能力是有很大关系的。

大概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很短的文章,是谈她的中短篇写作的,题目是《我就是我的身体》。在乔叶前期的小说写作中,对身体的存在和书写,是她写作的一个标志性特点,当然包括她的第一个长篇《守口如瓶》,以及后来她写的一系列的作品,《绣锄头》《像天堂在放小小的焰火》等都包含有这样的一个主题。乔叶后来的创作从身体性写作转向了对生命内在的一种体悟和书写,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最慢的是活着》。《最慢的是活着》通过对祖孙两代人对生命的体悟传达出我们一代一代人对于生命的思考和感悟。这是乔叶写作前期的一个主要走向。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个给人带来温暖和慰藉的乔叶。而她后来的一些小说,让我们看到乔叶的另一个方面。比如《月牙泉》,就写出了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存在的世俗的、让人感觉不那么舒服的、真实的情感。这个小说中有两姐妹,妹妹进城之后,随着对知识、现代文明的接触,面对在农村生活的姐姐,尽管在感情上她认为自己应该和一母所生的亲姐姐保持足够的亲近,但她却对姐姐的身体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厌恶,对这样的情感的书写,在中国传统的文学书写的背景下可能会给读者带来一种心里的不适。尽管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情绪存在,但当这种情绪被书写出来的时候,以传统的道德的、正义的眼光来看待这种感情时,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乔叶就不再是那个可爱的乔叶。她的非虚构作品《拆楼记》,包括两个部分《盖楼记》和《拆楼记》。讲述了主人公和姐姐合谋或者说是主导姐姐盖楼,以获取拆迁的赔偿款一个故事。这样的一个事件在过去的政治正确、道德高尚的要求下,也不是一个可爱、温暖的形象,恰恰是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了普遍存在于人的内心的隐秘的情感的揭示。这是更为真实的、能给人带来更多思考的书写。在这样一种让人不适的感觉中,我们感觉到了我们以前很少思考的东西,就是在体制的压迫下,一个农民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进行的种种的算计和努力。这个时候,乔叶的书写让我们从过去对个人的身体存在的关注转到内在的对生命的关注,从对于人间的温暖的书写走向了人的真实的一种书写。这种书写显示了她从一个个人化、私人化的写作转向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这种关注让乔叶获得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我认为《拆楼记》是乔叶对于人的社会性存在进行关注的一个重要作品。

在此之后,就是我们看到的《认罪书》。《认罪书》在70后的写作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作品,70后的写作整体看来,普遍的问题是格局都不是很大。《认罪书》显示出作家开始对社会的、历史的种种问题进行思考。但作品并没有选择一种传统的、正面的宏大叙事来展开书写。比如我们河南的南豫见,南豫见写了很多直面我们当代中国历史的作品,《百年恩公河》《家族荣誉》《红色劳改营》等一系列的作品,一开始就拉开史诗的架势,进行宏大叙事的书写。这种书写方式是很多作家普遍会采用的一种模式。很多的作者在面对历史问题的时候,一上来就摆开了一种打攻坚战的架势,坦克准备好,大炮准备好,开到城下,准备攻城了,攻了半天还不知道城市的指挥部在哪。打了一通,过去了。所以说这种史诗的意识、这种宏大叙事阻挡了我们很多东西的创作。我们看到乔叶《认罪书》的书写对于文革的反思从个人的情感故事进行介入,然后进行深入的思考。从这个作品我们能看到乔叶以及很多70后作家对于叙事问题所做的深入的思考。所以说,《认罪书》给我们评论界、学术界提供了很多可以谈论的话题。从叙事上来讲,显然可以看到她对作品结构、叙事的推进,甚至是现在流行的小说的各种元素的借用。像情感小说、悬疑小说、侦探小说,对类型小说元素的借用是增加作品可读性的一个手段。同时,作品也对文革以来人们的心理的有所揭示。我们通常认为中国人传统上缺乏一种忏悔的意识、认罪的意识。这个作品比较多的写到了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平庸的恶”在单个人看来可能不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但是,阿伦特在谈到纳粹所犯下的罪恶时,就提到每一个军官都到集中营里放了毒气,他们把人杀掉了,但他会辩解说我作为一个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在我们的文革中间,可能我们很多的人会拿中央文革小组发布的指示,上级命令我们斗“地富反坏右”,为他们的这种行为提供一种正义性。在正义的背景下,就会让人内心的一种阴暗的东西暴露出来。乔叶写到的一系列的人物就从对女人的折磨中获得一种快感。《生命册》也写到了人们对于靠自己的努力盖房子的梁五方的冲动的折磨,人们对虫嫂的折磨,他们在推搡虫嫂的过程中会拿了竹子悄悄地扎她一下,借此体会到一种快感。今天我们仍然能看到,一群人在打群架,不相干的人会在旁边捡一块石头朝别人砸一下。他们会通过这样一种对社会毫无意义的行为获得一种内心满足。就是这样一种称不上大恶的东西构成了一种大的社会事件的群众基础。面对这样的一种书写和揭示,当然读者和很多研究人员可能会认为作品没有对此作更充分的揭示,但作品对于“平庸的恶”的揭示和书写让作品还是具有非常大的价值的。同时呢,可以看到这个作品中写到的关于梅好的故事的多视角叙事。既可以看到作家对社会问题关注的一种情怀,像马尔克斯一样在考虑社会问题的变化;同时在具体叙事的过程中,又像博尔赫斯一样,有叙事的精确,这使这个作品获得了很大的丰富性。尽管这个作品在具体的细节上可能还有一些需要推敲的地方,但是总体上的向度还是代表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向。这个作品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话题,我相信,对于推进不管是乔叶本人还是整个70后的写作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今天我们在河大文学院,召开乔叶作品的研讨会,我们一块来谈论这个话题,我相信这对于增进对这部作品的认识,对乔叶的创作及今后的进一步发展的走向,我们都会提出一些非常好的意见。我这里谈了一些个人的想法,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听到大家更多更好的意见。谢谢大家!

李伟昉:何院长的致辞对乔叶的创作,从散文到小说的创作历程,以及对乔叶小说创作的基本特点,特别是对《认罪书》的认识,给我们做了一个清晰地勾勒。前不久我拿到《认罪书》,我总体上翻了一下,我的感觉是这个书很有特点。作为一部小说,它以“认罪书”这样的标题开始,包括作品故事上的结构,以及叙事上的一些特点,这就表明了在故事的框架和叙事当中,我们就能感觉到作者清晰的历史意识和清醒地历史反思,以及对当下的关注。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有这么一个机会,在这里对乔叶的新著加以探讨,这对于我们来进一步认识这部小说有很大意义。并且希望从我们这里开始,对这个小说再进行一次新的推介和新的认知,这应该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我们在座的不少专家老师也确实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都做出了很多成绩。何老师刚刚的所做的发言实际上就打开了我们的话匣子,下面我们就可以围绕乔叶的创作,特别是她的《认罪书》,来进行自由发言,希望大家畅所欲言,贡献自己的智慧和见解。从作者的角度来讲,作者一旦创作出来一部小说,那么她对这个作品而言也仅仅是一个作者而已,她的意见也仅仅是无数读者意见中的一种,她不具有决定权,更多的决定权掌握在广大的读者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正是由于读者的参与,才建构了一部新的文学史,这个文学史是由作家、作品、读者共同参与完成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讨论一定是有意义的。下面,咱们就开始自由谈话。先由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刘进才进行发言。

刘进才:谢谢。我拿到《认罪书》之后,首先它的封面就吸引了我。因为我一直在收集文革时期的一些文献。“认罪书”这三个黑字被框起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味。红色沿袭了文革那个火热的革命的年代,外面的装帧设计和内容相得益彰。加上封皮的印章,这很像过去的大批判的东西,并且档案形式的外封有一种历史感。所以说,形式是有意味的内容。

另外,我看了之后很受感动,也很受启发,也写了一篇小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从两个方面去谈《认罪书》的,一个是小说的认罪策略,一个是小说的道德救赎主题。刚才何弘先生也谈到了,70后的小说家有一种史诗性的雄心,他们架起大炮,开起坦克,但事实上,攻城很难,但乔叶不一样,乔叶也是70后的作家。我在想,乔叶作为70后的作家,对文革没有记忆,或者说是记忆很少,基本上是通过聆听或是阅读获取相关信息,没有亲身的经验,那么她书写文革是怎么进入历史的?所以,对于这部小说写了什么我很关注,但我更关心的是她是怎么写的。她如何进入历史,如何进入文革的历史记忆,我觉得这是一种挑战。有些新历史小说可以任意的去写历史,按自己的观念去写。但是你写文革,这与历史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又要比较切近。怎么写?这是我所关心的。乔叶曾说过《认罪书》是她写得最辛苦的作品,我觉得这种辛苦不单是从散文到小说的文体的转变所带来的,更重要的是如何进入文革的历史记忆、历史书写。我觉得乔叶在方面是下了一定功夫的,可以说是刻意经营了的。比如作品一开始就以“编者按”的形式交代了这部书的来历。像这样的书写,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也很多,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茅盾的长篇小说《腐蚀》。这里面的交代很有意思,我读一段。编者收到了一个作者的来稿,而这个编辑就对这部作品进行了评价。她这样说,“虽然把它当成了小说来出版,但在读的时候,我是按照自传来读的,这里边所写的一切,我都不得不相信是真的,总而言之,这部作品超出了我的阅读常规。我只能说,如果这是个自传的话,那就是个很特别的自传;如果这是小说的话,那就是个很特别的小说”。我觉得这段编者按很有意思,作为读者,我们很清楚,这是作者自己在谈论自己对这个作品的阅读感受,它类似于一种元小说,或者是元叙事,这是作者和读者达成的一个阅读契约,也就是把虚构的小说来当成一个真实的自传来读的契约。这样一来,我们才能跟随着小说作家的书写来进入历史,去获取历史的记忆。我觉得小说的叙述还有一部分非常的重要。就是文本当中运用了三种叙事字体。一种就是正文,一种是注释,还有一种是金金“碎片”化的个人感受。我觉得这三种叙事构成了乔叶对历史的一种理解,一种是宏大的历史叙事,一种是一种日常生活化的历史,还有一种是个人的心灵史,是金金个人对社会历史进行反省的一种历史。这三种历史构成了对历史的总体的把握。我们不要小看这种注释,小说当中的注释,在当代小说中有很多,在现代小说中也有。比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当初出版的时候,由于方言比较多,他在文中有很多的注释。包括《马桥词典》,还有阎连科的小说都有注释。但是乔叶的注释很有意思,把乔叶小说的注释全部拿出来,放在一起阅读的话,可以看作是一部凝练的共和国小史。乔叶尽管以个体的经验、日常的生活经验进入历史,她获取的却是一个史诗性的叙事。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非常可贵,可以说是举重若轻。这样的书写方式也给叙述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就我所看到的,注释当中有合作化运动,有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的批“黑五类”,现行反革命,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等等都有,一直到当下的“瘦肉精”事件,以及新世纪初的文革忏悔事件,都放到了这部著作当中。我以为作家引用的很多文章真是从报刊上摘录下来的,后来我推荐我的一个学生读这本书,他很细心,搜集了些材料后发现其实并不是。这就更有意思了,尽管历史当中这些事件可能是真的,但有些东西是虚构的,因为它毕竟是小说。在叙事模式上,刚才何弘先生也谈到了,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感觉到这是一个始乱终弃的、传统的叙事模式,好像是一个滥俗的关于情感的故事。但是我们随着金金复仇的脚步进入这个故事当中的时候,就会逐渐发现,作家将这个滥俗的故事逐渐转换成了一个带有侦探、悬疑色彩的小说类型。我觉得这部作品的叙事完全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与以前所谓的先锋性叙事还是划开了一定的距离。当然这里面有先锋的东西,对一个故事有不同的叙述。在这里我看到了现实主义小说的魅力,它也可以容纳一些先锋性的东西,比如对于梅梅的故事,对于梅好的故事,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叙述。都是“我”在叙述,但是每个故事都有不同的讲法,它们共同构成了对历史的丰富性的把握。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当事人对于文革那段历史的回忆,要么回避,要么辩解,要么修饰,要么强调,要么推诿等等。这也构成了对历史的一个众生喧哗式的叙述,也进一步逼近了历史的真相。我觉得小说的整个叙事结构是刻意经营的,而且也是值得称道的。小说的叙事也并不故弄玄虚。

第二部分我谈的是历史当中的人性,道德救赎何以实现。刚才何弘先生也谈到了,乔叶在小说中也谈到了很多人的恶,就是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什么是平庸的恶呢?平庸的恶其实是跟极端的恶、根本的恶有别。一般是从人自私、贪婪、欲望、怯懦等个人动机来解释。包括面对邪恶不抵抗、沉默,也是一种恶。平庸人的恶不是从政治体制的社会结构来追究人的历史责任、历史的罪过,而是从人性的层面加以道德的拷问。这是对个人的责任的一种审视。在这个小说当中,金金复仇的过程也是一个认罪的过程。小说当中写到了很多人面对恶的逃避,主要写了金金对犯罪者自我归罪、走向忏悔的救赎之途。这也是作者留给我们的一个思考。如果说忏悔是达到救赎的必要途径的话,灵魂的忏悔是一种自觉自愿的主动型的忏悔。金金的忏悔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完全性的忏悔,而其他人可能是一个不完全的忏悔。我觉得这个小说给我们的一个思考是这样的:在一个良知毁灭、伦理颠覆的时代乱象当中,每个人都有意或是无意的可能会成为自身或是他人的“平庸的恶”一个制造者。那么就此而论,我们对他人的恶的拷问或是历史的反思就必须从自我开始。这也是乔叶作为70后作家具有自省和反省精神的写照。通过金金这个人物进行诉说,金金说“我发现了他们的罪,但是现在我也发现了自己的罪。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在与他们为敌,其实我是与自己为敌,在与自己的内心为敌。”我想如果每个人都与自己的内心为敌,忏悔和救赎就不仅仅停留在个人的层面,而会成为被普遍认可的时代风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抵达救赎的彼岸,历史的悲剧才不会重演。我想这也是小说给我们的思考,也是乔叶从日常生活进入历史的后的一种反省和思考,这也是《认罪书》留给我们的更有价值、更深刻的东西。乔叶很关注当下,包括文革的一些亲历者,他们后来向老师道歉等。所以乔叶的思考也切入了当下,不仅仅关乎历史,也关乎未来。这种进入历史的忏悔是为了关注当下和走向未来。这部小说里有乔叶关于历史哲学的一些思考,元素很多,我觉得这本书有很多角度可以介入,从叙事、主题、人物等各个方面都能有所延伸。

孟庆澍:我补充一点,北大刚出了一本书叫《脚注趣史》,是专门研究脚注历史的一本书,作者是格拉夫敦。如果刘老师打算写这一部分,可以参考一下这本书。

孔会侠:刚刚刘老师从专业的叙述角度和道德救赎主题对《认罪书》做了非常好的阐释,我就作为乔叶的朋友和阅读者谈一下我的一些浅淡的的阅读感受。人常常是需要镜子的,《认罪书》给我的感觉是作家试图擦去厚厚的历史尘埃和日常尘埃,这是立于每一个面前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可是让我们来反思自己、反思他人。关于这个反思的话题,刚刚刘老师的论述已经非常充足,我这里就不再重复。《认罪书》的出版,有两点是出乎我的意料的。首先就是,我没想到,乔叶写出了三十八万字的这么厚重的切入历史结构和人性结构的一个作品。另外一个就是像刚刚何老师所说的乔叶的创作每十年的一个大跨度。

《认罪书》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地空间,大家可以从主题、结构各个方面去诠释。我感觉《认罪书》更像是一部“逼罪书”,这个书写了这个叫金金的女孩子因为个人的情感经历、她的报复心,所以她就杀到梁家,然后对梁家的每一个人进行打探、分析、追问,并且到最后把每一个人所遮掩的恶逼出来之后,金金也返回了自己的自身。她最后在自己的哑巴父亲的坟前下跪、忏悔,这个80后的女孩最终返回了她的内心。这个切入点一下子就进入我们民族心理的深层,当然也进入了我们每个普通人心理的深层,我们都特别习惯于把自己装饰起来,把自己内心很悲伤、罪恶的东西遮蔽起来,我们都习惯于以一个正大的形象示人,但实际上每个人内心角落里不堪拿出来示人的东西往往却是人心最本质的部分。从鲁迅开始,我们一直在对国民性进行追究。但国民性不是一个大而宽泛的东西,它归根结底是落实到阿Q身上、落实到我们每一个平常人身上、落实到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的许多的日常细节上的。这样的一个“逼”的角度和进入方式是我特别喜欢的。它在逼每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的过往,以梅梅、梅好长相的巧合为方式,逼他们凝视、追究、反省自己,最后逼他们认罪。我常常认为一个作家写什么和怎么写都不是偶然的,一定是有她自己的思考、性格等一些内在的动因。所以我就在向乔叶为什么这么写。然后我回忆了乔叶之前写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其实乔叶一直在逼她笔下的一些人物,也在逼自己。就是我们会看到很多作家从散文或者是小小说过渡到中篇小说就很难摆脱原来的思维格局、结构格局,但是乔叶自从开始写中短篇之后,很快就把原来散文写作的那种模式丢掉了,就像蛇蜕皮一样腿的特别干净。她进入小说写作之后,尤其是她的中短篇,她切入女性情感、心理深处,挖得特别深,也很真切。把我们自己平时能感觉到的但说不清的东西表达得很清晰、很细腻。她对自己和对自己笔下的人物也是毫不留情的,她毫不避讳地表现着我们内心犄角旮旯里欲望、私心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人性的阴暗面。乔叶从中短篇开始就是一种不遮掩、不避讳,以求最真地表达自己所思所想的创作方式。《认罪书》可谓是一种延续、升华,她把“逼”的气势、力度、狠劲发挥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更高的层次。乔叶之前切入的是人的情感体验、生命体验,但《认罪书》切入的是一个阔大的历史层、人性层,几十年的时空架构之前的社会精神的思考。我们现在很多文学都在思考欲望释放、精神沉沦的问题,《认罪书》和这个背景是相通的,作品挖掘的是过去,但立意的主旨是现在。因为我们每个人与文革时期相比,丝毫没有改进,甚至在欲望的刺激之下我们也许更麻木,也许在对物质的占有、物质的渴望上,我们更放纵自己,更没有底限,直到现在仍有很多底限之下的事情在发生,所以我觉得乔叶的作品是写给现在的,让现代人能够反身找到自己灵魂的一个途径。《认罪书》的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逼出了我们大家我们大家内心引起共鸣的东西。另外,刚刚刘老师的发言,让我想起了另一个作品,余华的《黄昏里的男孩》,这两个作品有共同的主题,就是庸常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自己意识不到的恶,孙福的行为其实是一种人性恶的转嫁、宣泄。可是这种转嫁和宣泄给给一个孩子的是永生难以弥补的一个伤口。有时候人的心理会像是生理一样,有一种本能。当人的人体受伤的时候,伤口会流血、结痂、自愈。我们的心理可能也会有一种自我保护、自我愈合的一种本能。实际上我们会健忘、麻木,但是有时候我们给别人造成的是持续一生的致命的伤害,是非常残酷的,比如梅梅和梅好都是牺牲品。当人性的私和恶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存在时,这对于社会来说就是一个残酷的力量,这种力量或许在平时是一个我们感知不到的存在,但实际上它时刻都在涌动着一种强大的、暴虐的力量,这应该是我们民族心理的一个癌细胞,乔叶把这个癌细胞给逼出来了。

但是我们要看到咄咄逼人的乔叶背后实际上是一个心怀暖意的乔叶。中短篇时代的乔叶就常常心怀慈悲,温情脉脉地给笔下的人物以希望。我想说重点说一下《认罪书》里的两个人物,虽然这两个人物不是主角,但是把他们串联起来却非常有意思。一个是哑巴,哑巴是金金的父亲,但是哑巴是一个沉默的、民间美善的一个个体。他好像预示着在我们不注意的民间底部有我们的一种精神来源。还有一个就是叫未未的孩子,早期的金金其实是非常自私的,但是她在追讨别人的时候也有了一些自我的认识和反省,所以她把自己的爱心集合了大家的爱心倾注到了未未身上。可能未未就是我们民族的未来,那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的“未来”呢,可能就是我们要给他爱,集合更多人的爱,那么这个孩子长大之后,我们所谓的民族性、人性会不会有改观呢。所以我在想把哑巴和未未两个人物串起来,这象征了我们的过去和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现在其实是一个关键点。

任瑜:关于《认罪书》这个文本,我想大家都已经讨论的相当充分了。我就简单来谈一谈我由乔叶的创作想到的两个问题。首先就是我觉得乔叶是一个具有自我挑战精神的作家,她好像在不停的挑战自己、超越自己。当大家认为她的美文、散文,写得非常有成就的时候,她又开始写小说了;而当她把那些生活类的、感悟类的小说写得活色生香、得心应手的时候,她又突然又开始关注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了,比如《拆楼记》,甚至更进一步地去回顾、反思历史,观照未来,像《认罪书》。这样一个不停在挑战自己的作家,她也会是一个值得我们期待的作家,我们不知道下一步她有会给自己什么样的挑战,寻找什么样的突破,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在乔叶不停地突破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有一些具有乔叶特色的东西是贯穿始终的。比如她文本当中的细密流畅、细腻敏锐,通透丰满,她对于生活和情感的那部分书写,尤其是兴趣盎然,这种丰盛的、情感的、饱满的、盛开的书写,是乔叶写作才华的显现。乔叶的中篇《像天堂在放小小的焰火》《最慢的是活着》,以及长篇《拆楼记》《认罪书》,都有这些特点的显现。信手拈来的铺陈和渲染,作为写作者来说,这是非常可贵的、宝贵的才华,应该在文本当中进行展示的才华,但是从另一面来说,“才华是好的,但是横溢就不好了”。这句话是王瑶先生在评价陈平原教授的时候原话。这种才华在有些文本当中很适合淋漓尽致的展现情绪,特别是那些有关情感类的、生活类的作品,就像刚刚提到的那些中篇小说。但是在有些文本当中,就不一样了,像《认罪书》这样的题材,它面对的、要把握的都是这样一种宏大的、深刻的历史问题和社会现实,这时候那些有关情感的、日常的铺陈就不应该占去很大的空间,这里需要一些适当的节制。因为一旦这些东西溢出来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影响整个的叙事节奏和叙事结构,很有可能会成为需要减下去的那部分赘肉。这就是一个节制的问题。我觉得一个成熟的、优秀的作家,她尤其能够善于在自己非常擅长的地方进行节制。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另外我想说的是乔叶作品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特质,那就是通俗性或者可以称之为可读性、故事性。关于小说的创作,以往的纯文学的创作往往会追求作品的艺术性、文学性和思想性。但我觉的小说可以有很多的写法、很多的创作道路。乔叶的小说始终有一个很基本的东西,就像刚刚何院长所说的她的创作很有故事性。乔叶总是能兴致勃勃地讲一个故事,乔叶讲得非常完整流畅,而且有趣亲切,所以她的小说就具有相当地可读性。当乔叶贴着生活,或者说是浸着生活写的时候,就非常具有通俗性,我不知道这是乔叶的本能还是一种有意识的追求。即便是乔叶在追求思想性、艺术性的同时,在对主题、题材进行深化扩大的同时,她也没有放弃对故事性和可读性的重视。能以通俗的故事讲严肃的问题,在达到思想深度、追求艺术形式的同时,保持一种亲民的通俗性,这是一种高超的叙事能力和意识。这通常也是一种大家的气象。具有这种能力和意识的写作,并不低于那种纯粹追求艺术性、思想性的写作,而这样具有世俗色彩的写作道路,与那种高雅的、玄奥的写作方向一样,都是文学写作的一种途径,并且它最终通向的将是一种趣味和气象兼具的写作境界。我衷心的希望乔叶能保持这种特点,能在这样的写作道路上收获更多的成功。像《认罪书》,很多年轻人在读的时候可能首先会被它的故事性吸引,然后在读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接受作品所传达的思考、提出的问题,揭露的现象,这也是作品艺术成就的更通俗、更亲民的一种形式。

孟庆澍:任老师刚刚说的,我特别有同感,你说的这两个问题我以前都考虑过,在参加莫言研讨会的时候,就谈到过有关“故事性”的问题。说故事是中国作家的一个优势,而不是天生的劣势。西方小说有它的发展脉络,中国小说有话本的传统。我有篇文章的题目是《说故事人从未远行》,中国很多作家有说故事的优势,问题是怎么来说故事,并不是有故事性就一定不好。我们可以从乔叶的创作来思考一下中国作家怎么来处理“故事性”的问题,不能简单地把大家都看不懂的小说视为“好小说”。当代小说,必须对中国文学有效。

赵国栋:小说是讲故事,但必须是文人讲故事,这一点很重要。谁都会讲故事,但为什么有的不是小说,因为它不是文人讲故事。所谓文人应该具有一定的思想高度、语言技巧。

何弘:小说说到底是一种叙事艺术,从根本上讲,小说就是在讲故事,一开始我们写小说总是要追求传奇化,会有一个将生活传奇化的过程。写小说就意味着讲好一个故事。发展到后来,我们会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开始注重对人物性格的塑造,这个阶段我们会发现未必要通过讲述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来找回自身。我们可能开始对故事之外的人的内心生活有更多关注。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可能就成为现代小说的一个主要特征,比如爱丽丝·门罗的《逃离》,写的就是一个家庭妇女内心的波动,看似平静的生活的背后的波澜。对于我们中国作家来讲,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见证了社会的变迁。的确,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件都充满了传奇性、充满了故事性。但是对于西方社会来讲,他们的生活长时间地处于一种平静的、近乎没有变化的状态,他们一直都在过一种平淡的、没有波澜的生活。所以他们对这种生活的书写,很有可能就是在一种我们不能称之为故事的故事当中关注人的内心生活的变化,是对人性中幽微的、未察觉的部分的反映。这可能是现代小说的一个特点。乔叶的小说兼具了这几方面的特点。中国小说有话本的传统,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小说,对乔叶的文本也有影响,包括莫言前些年写《檀香刑》、《生死疲劳》也有对中国传统话本的借鉴。

赵国栋:乔叶的创作,很像脂砚斋评红楼梦作者的一句话“具菩萨之心,秉刀斧之笔”。她在面对人性的时候像一个英雄,敢于直面那些血淋淋的、丑恶的、羞于言说、让人尴尬的东西。第二,面对人性的时候,乔叶更像是一个“土匪”。为什么说是“土匪”呢?抛开土匪对生命的冷漠,更多的时候土匪更像是“名士”,他们蔑视一切世俗的礼法。当然,乔叶面对人性的时候,也像一位“公主”,端庄典雅、具有慈悲心,纤细敏感。这是我读乔叶的作品的一个整体的印象。

刘涛:我认为《认罪书》是乔叶基于良知与良心写成的一部忏悔录。作品中有两个人物,梁知、梁新,当然这两个人的名字有一种反讽的意味,因为通过探究,我们最后发现梁知和梁新是违背了自己的良知与良心的。我认为总体上这是一个反抗遗忘之作,是在强调个体承担;另外也是反讽自省之作。金金一开始是作为法官来审问别人的,最后,金金也开始了对自己的审问。读者读到最后,应该也会对自己进行反问。我认为这一一部需要非常大的胆识和勇气才能写成的一本书。因为它的题材比较敏感,是一个文革叙事。在现在大的政治背景之下,文革因为其自身的政治性还是经常被认为人为的遮蔽的。乔叶敢于将书写转向文革,这是非常需要勇气的。

《认罪书》里的关键词是“罪”,通过步步探究、追问与审查,很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的意味。直指本心、直探人性之恶、之丑,令人震撼。这对于罪感意识不甚明晰的中国文化来讲,很有意义。我们中国文化相比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来讲,我们的罪感意识,一直都不是很强。西方《忏悔录》,我们文革之后只有一部巴金先生的《随想录》,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忏悔录”。这与我们中国人欠缺罪感意识是有关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每个人都把责任推给时代、推给集体,推给大我,而不是从自己这方面进行反思。儒家文化一直倡导“人性善”,荀子的“人性恶”一直是在这种传统之下遭受压抑。基于“人性善”,所以我们的罪感意识一直没有培养起来。我觉得乔叶的《认罪书》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显得有些“另类”,它有基督教文化对“罪”的审问。下面我就根据自己阅读分三点谈一下这部作品。

   首先是《认罪书》的文革叙事和人性恶的探究。《认罪书》首先提出的是历史与我们的关系问题。作品一开始就认为作为个体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与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这样的前提出发,作品对于文革的发问就显得非常富于力度。小说对文革的叙述是通过非常巧妙的侦探式的设计逐步引入的。金金为了报复男友,进入梁家。当然金金进入梁家的过程很有戏剧性。金金来到源城,源城很小,很快就见到了梁新,梁新也迅速爱上了金金,随后金金就开始了复仇的过程。故事叙述的特色在于有不同的讲述者,有梁知、梁新、老姑、秦红、张小英、钟潮、赵小军等人的讲述,除此之外,还有梅梅的日记本,梁知的书簿本,书簿本的内容很巧妙,都是少了一个“心”字,这隐喻着“失心”。作品通过这些来探究历史的真相,批判对文革的几种态度,或是娱乐化、消费化,或是无视、遗忘,来揭示个体对历史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就连文革这么沉重的历史现在都开始被消费,这是让人感觉到非常悲哀的。为了丰富文本的文革叙事,作者还塑造了申明、单姓老人,这些是正面的、对文革采取击贬态度的形象。另一个形象是盛春风,代表的是对文革抹杀、美粉饰美饰的一类人。这些构成了文革的一个丰富叙事。《认罪书》还有对人性的揭示。其中梅梅的母亲梅好的文革遭遇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梅校长在文革中被假枪毙,不知情的梅好为了救自己的父亲遭受侮辱,而且侮辱她的恰恰也是一个叫王爱国的女性。通过这样一个女性侮辱另一个女性的故事,使人性中非常复杂的恶以让人震撼的方式显现出来。对人性恶的探究构成了小说非常打动人的部分。

第二点我想谈谈小说的罪感意识。《认罪书》的故事通过金金追问梅梅之死的过程展开。金金好似一个法官的角色,而梁知更像是一个嫌疑犯,当然也审问梁新,最后金金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恶。除了刚刚提到的哑巴父亲,小说中金金母亲的形象也是非常感人的。这种形象在当代文学里可以形成一个谱系,包括李佩甫《生命册》里的虫嫂,池莉《你是一条河》中的姥姥。金金对待哑巴父亲由拒绝相认到主动认罪,这是一种罪感意识的体现,由追问他人到追问自身,从“他们”变成“我们”。

第三点是小说中故事的叙事非常用心,采用的是一种嵌套式叙事或叫套盒式叙事的方法。大套盒里面又套了一个小套盒。另外在金金的叙事层面还有溯式叙事和侦探叙事。回溯式叙事指的是金金在写回忆自传、忏悔录的时候,她已经知道自己的生命快要完结了。她的书写是在追溯自己的一生,她是希望借此来超越死亡,有一种向死而生的意味。侦探式叙事在对梅梅之死的探究上有所体现。外在来看,这好像是一种故事手法,但就内在来看,这就是对人性的探究,在这个层面上,形式和内容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追问梅梅之死的过程中,作者设置了几个不同的讲述者,有梁知、梁新、秦红、老姑等人。这些讲述者中有的甚至会反复讲述,通过这些讲述之间的互相补充、互相反衬逐步进入历史的真相。还有就是刘老师刚才提到的文中的“碎片”和“编者注”。“碎片”是金金自己的内容,而“编者注”是第一层叙事者,也就是编辑“我”,这里有两层叙事者,一个是编辑“我”,一个是金金“我”。第一层叙事者编者“我”的“碎片”和注释是对金金的故事的补充,也是对当时历史的一种还写,是对不可理解的、死去的历史的复活。

乔叶:另外我考虑到的一点是,小说中的作者是一个80后,我觉得我这个书可能还要面对80后、90后的读者,他们对很多当时的一些地理名词是不了解的,所以我想所以这些地方很有注释的必要。

刘涛:确实如此。注释一方面是一种形式,另一方面也确实是一种内容。此外,《认罪书》里有一种细节上的呼应。比如小说中的“我”因为人性之贪而让自己的身体上烙下了一个梅花的印记,然后到梅梅酒家打工,遇到梅梅。这个梅花其实是对梅梅的一种召唤。另外,金金和梅梅长相相似,一方面是一种情节设置,另外也包含了已经死亡的梅梅对生者一种追问。小说在命名上也很有讲究。除了梁知、梁新的清晰指代,还有很多例子,未未,“未未”;金金,“今天”;梅好,“美好”等。再一点来说一下刚刚刘老师提到的这本书的封面,我认为这是一种反讽,表面上有一种文革的元素在,但其实它完全是一种对文革年代的控诉,封面和内容好像是在打架,这就构成了一种反讽的效果。

乔叶:对,当初设计时就有一种理念,文本是从封面开始的,两者不是脱离的,完全是一体的。

武新军:我在2012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70后已然成为文学的主力军》,我在这篇文章中曾对70后作家做过一个整体的调查。在《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上,70后作家被转载的作品占了主要篇幅。统计数据显示乔叶从2006年到20112012年间被转载的十几篇,与鲁敏的转载量并列第一。现在,乔叶和鲁敏又分别做了两个文化大省的作协副主席,排列第三的是上海的滕肖澜。我感觉乔叶的小说,有两种写法、两种笔调。当然它们各有千秋。第一种写法,我认为目前写得最好的是《最慢的是活着》;另一种写法的代表,我觉得是《妊娠纹》。我觉得《最慢的是活着》的行文有一种舒展自如的风格。这篇文章在散文化的书写当中有一种密集的生活经验,显示出作家生活经验的丰厚积累以及对生命的深刻体悟,这个作品应该能够进入文学史并且成为经典。另一篇《妊娠纹》,这部作品也很显功力,透过对男女之事的书写来表达作者对复杂人性的细微、细密、微妙的体验。具体到《认罪书》,这两种笔法在其中都有所体现。有类似《最慢的是活着》的那种散文化的笔法,充满了丰富细密的生活经验的积累。例如在小说开篇,金金童年生活经验的表达,以及后来金金回去参加母亲的葬礼,对葬礼的描写,各种人的心态,包括演员唱的的《抬花轿》《对花枪》《穆桂英挂帅》等等。这里的生活经验很细密、充沛。从我的研究兴趣来看,这些生活经验的积累、组织,以及文字表达能力对我最有吸引。乔叶老师是从写散文起家的,这种散文的笔调进入小说后,会给小说的审美性带来一种可能性,会提升小说的审美空间。这是《最慢的是活着》那样的一种写法在《认罪书》中的一些表现。另外一种,大家提得比较多的《认罪书》中类似《妊娠纹》的笔法,对人性复杂性、人性幽暗部分的追溯。比如对金金和梁知的关系关系的描述,他们是如何认识,如何互相拥有,随后梁知又是如何一步步退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了《妊娠纹》的一些影子。作品对人情世态的捕捉能力是比较准确、犀利、到位的。

 《认罪书》的救赎主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大家都提到了托尔斯泰的《复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我个人比较直观的看法是《认罪书》和这两部作品还不太一样。《认罪书》中更多的笔墨在写几个主人公在欲望的驱使下人性紊乱的状态,以及他们付出的沉重的代价。而托尔斯泰的《复活》则突出的是在挣扎中人性上升的可能性。两者的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在《70后已然成为文学的主力军》那篇文章中,我的一个观点是,70后的“文坛主力军”地位主要指的是中短篇小说领域。70后作家已经在中短篇小说领域写出了最优秀的作品,像《最慢的是活着》即便是放在全国范围内来看,它也应该在最优秀的中短篇作品的行列。但是在调查中,我也发现70后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也依然薄弱,还没有能够写出长篇小说的扛鼎之作。70后虽然也陆续推出了三四十部的长篇,但与50后、60后作家的创作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差距的原因不在于生活经验的积累不够,70后在生活经验的积累方面已经很成熟,也不是文字表达能力不够,比如在《认罪书》的一些细节上对语言的运用就非常灵活。我感觉70后还没有拿出长篇小说的扛鼎之作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出在作家主题这一方面。在我的印象当中,70后的创作长期以来都和躯体化、欲望化联系在一起,而这种躯体化、欲望化写作从正面来讲,能够写出人性的深度,能够抵达人性幽暗、复杂、微妙的地方,当时它的不足之处在于,如果过分沉溺于这种浅层次的的欲望化写作,有可能会限制作家对生活、思想、艺术进行探索的自由。《认罪书》里有好多情节都让人很感动,把人的欲望和精神状态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揭示,非常深刻。但也有一些部分的书写,特别是其中一些男女关系的情节,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可能只是出于读者市场的考虑。这就是刚才任瑜所讲的“节制”的问题。如果能适当的摆脱欲望、躯体的裹挟,真正的进入到艺术、思想、精神的探索的领域,以更大的自由度来进行社会生活、人性的书写,作家可能会有更高的成就。

李敏:我最先阅读到的乔叶的作品是她的短篇小说《取暖》,这个当时很打动我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具有一种优美的品格。作者在小说中营造了人世间的一缕恬淡动人的温情。主人公是一个被崇化、被圣化的形象。他身上的那种美好在那个寒冷的世界里很难得的,因而也是易碎的,所以在编织故事情节的时候就显得特别的小心翼翼。《最慢的是活着》是我目前读到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我读了很多遍。我从这部作品当中找到了深深地契合感,它唤起了内心的很多记忆。作品看起来是朴拙厚重的,它的根深深地扎在那个叫杨庄的土地上,扎在人世沧桑、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的日常生活之上,扎在朴素的信念和生活智慧之上,也扎在对血缘亲情、对生命、对生死最真实也最深刻的领悟之上。小说最后,“我”对祖母的认可和皈依,是对血缘的认可,也是对性别的认可、对传统的认可,更是对一种生存姿态和生存哲学的认可。所以《最慢的是活着》是一个经得起反复阅读和品味的作品。作者在这个作品中似乎是放弃了虚构的努力,我们看不到任何巧妙的情节,感受到的是生活本身的缓缓流动的状态。小说的语言也返璞归真、从容深情。尤其是人物之间的对话,是完全贴着人物来写的,没有任何雕琢的痕迹。抒情和写景的片段也恰如其分,起到了一种烘云托月的效果。在我的阅读经验当中,《最慢的是活着》的成功首先在于它的情感容量是非常巨大而真实的。其次,这样一种巨大真实的情感是在被用一种节制的语言和形式表达出来。这就构成了文本内部的一种张力,情感被表达着又被压抑着,被压抑着又被表达着,最终它的强度被无限放大,达到了震撼人心的效果。

    与《最慢的是活着》相比,《认罪书》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就是这个作品更重视对情节的戏剧性编织。大家对它的肯定已经非常的充分了,不管是作品对罪罚、对救赎、还是对人性、对历史的切入,大家都赞誉有加。但是作品难以解读的一个障碍在于过度巧合的情节,有些地方经不起反复推敲、反复品味。当情节过于戏剧性、过于依赖巧合的时候,往往作品就会经不起品读。我给出的一个解释是,《认罪书》的目的要通过一个戏剧性的情节来承担一个重要命题,这个命题就是历史上的创伤性经验如果得不到有效地反思,必然会不断地重演。三个女人的相似,尤其是“我”和梅梅的相似,在不能以神秘主义加以解释的时候,只能使用创伤记忆所独有的一种特性的折射,这个特性就是幽灵重现,不断地纠缠活着的人们。《认罪书》首先表明的是70后作家——这些文革历史的后来者、非亲历者——进入历史的勇气和信心,但是它并没有提供给我们更多的内容,这个小说给我们展示的文革和已有的文革反思相比,在对内容的呈现上、对文革的理解上并没有提供给我们更多、更新的东西。这个小说的重点放在对历史罪责的个人承担。从梅好到梅梅再到我,她们的一再出现,是对当事人的一种提醒和警示。遗憾的是,没有人借此反省到自身之恶,他们逃避、诿过、辩解、美饰,这无疑是导致悲剧一再发生的根源。三个如此相似的女人,最后都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创伤记忆的重现是个象征物,这似乎可以来解释作品当中那些过渡巧合的情节。

沈红芳:我是专门研究女作家创作的,所以把乔叶的作品放在女作家的脉络里进行梳理。从五四女作家群体兴起之后,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的女作家群体大致有三个。一个是五四时期的女作家,指的是冰心、杨绛等女作家;然后是知青作家这一代,包括铁凝、王安忆等;还有一个群体现在的70后女作家。从这三个大的女性作家群体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他们的出身背景的一些微妙变化。我把自己的一些研究心得、资料搜集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大多是官宦家庭出身,她们的父亲或是祖父大部分都做过政府的高级官员,无疑她们从小就接受了一个比较好的传统的中文教育,又刚好赶上了那样一个时代,大部分都有出国留学的背景。从家庭背景、教育程度方面来看,我们国家的女性文学是在一个非常高的起点上开始的,它是一个从高端走向贫民的过程,这是我们的女性文学和其他国家的女性文学相区别的部分。到了知青作家群体兴起的时候,她们是五十年代出生,文革中间成长,到80年代崛起,这一代的女作家她们的父亲大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父亲或母亲,或是父母双方都受过比较高等的教育,在从事科研或者是文学创作、出版的职业。比如王安忆的母亲就是著名作家茹志娟,铁凝的父亲是画家,还有一些女作家,她们父亲承担了报纸编辑的职务,所以知青女作家的创作在整个脉络里有种历史的厚重感。整个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命运是跌宕起伏的,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的子女在从事创作时,也有一种得天独厚的历史的丰厚感。虽然60后当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女作家,比如陈染、迟子建,但是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零星的、她们的风格相去较远,构不成整体讨论的气象。70后女作家,从知识背景上来看,大部分都上了大学,出身背景基本都是小城镇。追溯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她们大部分都是在北京燕京大学或是女子师范学校接收的教育。铁凝、王安忆这一代,她们大部分出生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大中型城市。70后女作家,鲁敏、魏微、乔叶、盛可以,大都是小城镇出身。联系70后的作家的出身背景,她们的创作为什么形成了这样的特点?三个大的女性作家群体,是和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变迁密切相关的。为什么70后相比60后和80后,有这样的群体特征?这和中国八九十年代的社会转型是有联系的。城市化建设、打工群体等等构成了70后作家创作的共同性。

我给学校的本科生开设的女性文学选修课里重点推荐了四位70后女性作家,魏微、鲁敏、乔叶、盛可以。因为课时有限,乔叶的作品我重点提到了四个中篇,《叶小玲病史》《最慢的是活着》《失语症》《紫蔷薇影楼》。这几个作品当中,我比较喜欢《叶小玲病史》和《紫蔷薇影楼》。这70后四位女性作家的创作各有特点.,鲁敏的人生经历比较坎坷,从邮递员到行政到创作,她的社会经验比较丰富,她对社会转型的书写是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而乔叶的叙事,从小说技巧来看,有一定的层次性。比如叶小玲,她从想当一个城里人,到嫁给一个城里人,然后就嫁给了一个邮递员,和知识文明更接近。后来因为计划生育问题,回到农村,并且参与竞选村长、支起卖肉摊。一步一步的,梦想越来越小,目标却越来越近。这个《叶小玲病史》有一种愚公移山的意味。这个小说的结尾很好,最后城市要扩建,所以他们一下都成了城里人,当很多人能轻易地享受城市化过程的时候,也是叶小玲内心失控的开始,她开始疯吃、疯睡,最后变得很胖,这恰恰提醒大家思考,愚公移山的故事中,那座山并没有被子子孙孙地挖下去,当那个山被神仙移走之后,愚公的精神状态是怎样的。这个小说是很有力度的。《紫蔷薇影楼》中结尾也恰恰倒好处,讲一个女孩子和局长之间环环相扣的故事,最后看似突兀的结局刚好揭示了他们极力掩盖的一段恋情。从小说的叙事来看,乔叶的作品是很有优势的。

具体到《认罪书》,作品有很强烈的悖论色彩。金金因为世俗化的原因喜欢上了哥哥,后来又嫁给了弟弟,因为和梅梅长相相似,追溯出了一段隐秘的历史。她在追踪每一个人犯罪的秘密的过程中,其实她忘记了自己恰恰也是一个罪人。她把自己的亲生父亲推到井栏上,然后用脚曲碾父亲的手指,这个细节让人震撼,很有力度。作品中让我最震撼的是,得知一切之后,金金和梁知的拥抱,作品中说,在这个时候她才真正爱上了这个人。小说前面的一些男欢女爱其实是一种很浮面的。这其中恰恰揭示了一些问题。小说的名字是《认罪书》,而作品中却没有正儿八经真正认罪的,反而再通过各种手段在掩盖自己的罪行,包括梁知梁新兄弟俩,婆婆张小英,还有金金自己。作品是在用一个有罪的女人来审视历史的真相,逼他们认罪。另外,《认罪书》还采用了一种超叙事的手法,用一个编辑的口吻开始作品。这就让我们跟故事之间就隔了一层。如果说真正的“恶”是一个芯的话,它是被层层包裹起来的。而且层层之间不是同质的内容,其中隐含了一种张力。金金最后和梁知的拥抱让我想起来一句话,“一个罪人是拯救不了另一个罪人的”,这就是其中的悖论。作品还有加入了其他的内容,不管是金金追究这兄弟俩,还是申明追究盛春风,还是扇子追究自己的同学,这都是一个后来者,历史的后来者,我们这些70后来追究60后在文革中的作为,哪怕是平庸的恶。这恰恰让这部作品形成了一种反讽的意味,反讽的结论当然就是,虽然书名是“认罪书”,但经过对这种层层包裹的真相的揭示,告诉我们的恰恰是以大家现在的承受能力,真正的认罪其实还很遥远。

《认罪书》从题材来看是一种突破,之前的70后女性作家的创作更多的让我们想到的是身体写作、世俗化、婚外情等等,从这个方面来看,这个作品的内容的确有一种突破意义。如果说政治和文学是一种捆绑夫妻的关系的患,那么文学和历史就是一对亲密恋人。文学不管是长篇还是中短篇,也不管成功与否,它首先都是一段历史,而历史又给文学提供了一段题材,文学可以怀恋,也可以审判。

另外一点就是节制问题。写小说要注意节制,作品的优秀不应以长短来论,现在的文学作品可能因为某些原因而常常忽略这个问题。并且这个小说中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也是70后创作中常有的一个问题就是小说中有关夫妻关系、性生活的描写过多。不恰当的描写就像是蛋糕上撒了一层沙土,本来色香味俱全很有营养的蛋糕,被这些沙土一撒,就立马让人倒了胃口。小说创作毕竟有可以有一个事后加工的过程,作家在写的时候可以汪洋恣肆、得意忘形,但修改的过程很重要,修改可以让小说臻于完境。

刘军:我今天跟大家谈的一个中心话题是《乔叶小说——小叙事与女性成长》。到了新世纪之后,乔叶的写作进入了喷涌状态。2008年的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获得鲁迅文学奖。2012年的长篇小说《拆楼记》成为当年的非虚构文学的重要组件,2013年第五期《人民文学》推出他的长篇小说《认罪书》,传达出乔叶再次转身的信息。毫无疑问,乔叶是近些年非常勤奋的作家。一方面她是中原作家群中承前启后的中坚力量,另外她也是全国70后作家群体当中的一个代表作家。首先我大致谈一下70后这个群体。这个群体遭遇了文学边缘化、世俗化深入、媒介新变以及审美移位等多重因素的禁锢,但近年来,鲁敏、金仁顺、魏微、盛可以、张楚这些作家凭借他们艰难的艺术创作逐渐走向挺拔。他们的创作,一方面接续了50后、60后作家身上严肃写作的精神气度,复杂多变的生活图景,斑驳陆离的精神世界、深渊处的心理记忆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了一个更为广阔、更为精微的刻画。在70后作家当中,乔叶是能够进入到生活里质些写生活的作家,她的入世之深像浸泡多年的药酒一样,微小的生活细节或是心理波动,经她之手调试后,就会变得葳蕤繁茂。乔叶的叙事能力很强,使她的作品富有故事性的同时,结构的经营也很出众,包括在作品的语言和形象的丰富,细微情节的反转性和冲突性的配置等方面都有表现。我认为真正能表现乔叶创作实力的是她的女性成长系列小说,这些作品对女性独特心理的捕捉,女性形象如何从单薄走向丰满,人性的拓展如何由简入丰,这都预示着她的艺术个性正在走向成熟。

我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谈一下乔叶的小说。首先就是作品的小叙事和烟火味。小叙事和宏大叙事是一种对立和互补的关系。所谓小叙事,指的是以个体为基点,将自我的体悟带到事件现场当中,在人本的基础之上,以一种经验性的常识来取代过去常见的先验的价值判断。陈晓明先生把这一部小叙事比作宏大的文学史的剩余物,说它是我们文学的最小值,小叙事当中往往充溢着创作主体的非常鲜活真实的体验,它强调是此时此地。这在乔叶的小说当中的具体表现是几乎她所有的小说都持有去道德化的色调,以此来彰显生活本身的纯净性。乔叶敏锐地体察到道德体系在前现代性的空间里的塌陷,我们今天的时代,就道德而言,没有任何一个一元论的观念体系能够覆盖我们的肉体和人心。比如《打火机》中的余真和厅长的巧遇、以及打玩、暧昧,还有《指甲花开》中姨妈不堪家暴回到家中,竟然和自己的父亲暗通款曲,而自己的母亲和姥姥明知此事还对此加以接受,而这个姥姥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转行从良的妓女。所以说这个中篇结合了许多禁区的要素,如果创作主体不具备去道德化的自觉意识,这样的情节组织是很难想象的。《认罪书》中金金出于报复情人的动机,她主动去接近情人的弟弟,并成功嫁入梁家。无论是情节逻辑,还是人文细节,作者皆超越了道德预设的层面,细心地绕过了主题先行的价值判断,用一颗平常心,也是一颗世俗心,来展开世俗庸常的书写。另外乔叶的小说当中还贯穿了一种非常浓郁的烟火味。这种烟火味不仅弥漫在细节和情节当中,不独她笔下的女性,甚至各色人等,甚至我们熟悉的生活领域,都流溢出一种世情俗气的色调,凡俗得非常彻底。以至于这种烟火味成了她小说中一种独特的气质和韵味。她笔下的人物仿佛就像是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好友,我们的亲人,甚至是我们自己。在故事层面,她的小说所触及到的很多都是一些小事件,家长里短、人情攻略、恋爱吃饭的等等,稍微接近焦点的、能称之为大事件就是《拆楼记》当中的拆迁事件。但在《拆楼记》里,作家也没有用更多的笔触去直接写拆迁事件,而主要使用伏笔,她写的更多的是人心的算计。就写作姿态来讲,乔叶可以算作是“低到尘埃里”。这个立场是去精英化的,也摒弃了小说中常见的“他者化”的态度,“我”和书写对象之间,不是一个审视对方罪证的关系,“我”和所写的“他”浑融一体,乔叶的小说弥合了小说和现实之间的裂缝,因此阅读起来就很有亲和力。从题材方面来看,乔叶的题材非常宽泛,我们很难从她的作品中找到某一个源流,比如大家所提到的“底层叙事”,我觉得这无法涵盖乔叶小说当中的题材。去道德化的倾向,文本当中浓重的烟火味,题材的宽泛性,这三种要素构成了乔叶小说中小叙事的趋向。

另一部分,我想谈谈乔叶创作中的女性成长镜像。对一个作家而言,他在跋涉的过程中肯定会一个“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节点。对乔叶来说,《最慢的是活着》就是这样一个节点。在我看来,这个小说跃上了一种元气淋漓、澄明敞开的层级。就小说主题而言,这个小说是一个关于女性成长的小说。当然在此之前,乔叶其实是有积累的,比如《良宵》就有这样一种气质。《最慢的是活着》这个中篇的题目取自云南诗人雷平阳的诗句,“人这一辈子,最快的是死,最慢的是活着”。 在这个作品当中,文学史上一向被脸谱化的家长形象为乔叶所祛魅和重建,不再是简单的新旧剧烈对立,而是趋于契合和沉静。祖母身上那种隐忍牺牲,良善淳厚朴素的品质是中原厚土根部的颜色,祖母在这里既是家的象征,也是文化之根的象征,在气韵格调上,这个小说浑然一体,对应了王国维先生所说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小说真正切入了文学景观的深处,抵达了一种自由和肃穆的审美品格。这个意义上讲,她和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意境相通。2012年《拆楼记》回到了乔叶的小叙事和烟火味的层面,在具体的处理上,很热闹也很好看,但是这个作品在乔叶的创作历程上应该算是她前期的短篇和中篇在纬度上的一种拓展,而不是一种提升。好在乔叶很快对此作了调整,2013年的《认罪书》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成果。这个小说延续了《最慢的是活着》关于女性成长主题的方向,和前一阶段的沉静和明朗不同的是,她把女性成长归到一个沉重绝望暗色调的语境中展开书写。小说写了一个女性寻找耻感的努力,最终获得拯救的故事。《认罪书》中写了大量的死亡,也触及了很多的绝境体验,作品以人性的暗面和阴冷的色调为基点,呈现了一个女性最终走向大写,并最终确立自我镜像的心路历程。我个人认为,虽然在审美品质上,这这部小说比不上《最慢的是活着》,但在力度和厚度上,这部小说超越了《最慢的是活着》。但就审美品质来说,作为长篇,《认罪书》免不了会多一些芜杂性。

最后,我谈一下乔叶小说的两点不足。首先,虽然乔叶不着力建构女性立场,但她的小说中男性形象是弱化的。比如《认罪书》中,梁知这个形象,作品有很多篇幅涉及到他,是完全有理由让他立体化的,但明显的,相比金金,梁知这个男性形象是被弱化了的。第二点是关于乔叶小说中情节性较强的篇章,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作品有过分追求巧合的倾向。

梁小静:我注意到的一点是,《认罪书》这个文本的到了后面,有一种对女性品质的发现和它所提供的一种希望,《认罪书》对人在伦理上改善自己这个问题提出的一个途径是对慈心的培养。“慈心”就是乔叶在书中提到的一个词语,我在这里就把它视为是对一种女性品质的培养,女性自身也需要培养一种女性品质,所以它并不指涉一种性别标志,它是人人都可以培养的一种重要属性。在《认罪书》中,王爱国、张小英,她们虽然是女性,但在自身和社会的逻辑的作用中,她们是有缺陷的。她们的特点是情感很粗暴,认知上刚愎自用,权利意识很强盛,是极具攻击性的一类人。王爱国和张小英,她们与梁知梁新相比,更显男性化、雄化。而梁知、梁新则处于从男性化向拥有慈心,也就是向女性化过渡的中间地带。梁知作为男性,他拥有慈心品质的标志是他从医院检查单中得知他患了“死精症”。他得这个病,具有推进情节的叙事功能,是一种叙事性因素,但同时也有象征意味,意味着他对新的品质的一种改善和接纳。用乔叶的话来讲,就是对“最柔软、最湿润、最原始、最干净、最宽阔、最幽微、最温暖的慈心”的接纳。所以,具有慈心的不同个体之间形成了一种小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是对《认罪书》中的另外一种共同体(像文革化和官僚化的共同体)的改善和完善。虽然文革已经成为历史和过去,但在金金和其他人的交往中,这种历史性的东西仍然存在。比如暴力、冷漠、平庸的恶,它们并没有成为过去,反而还存在于人们的交往中。这是一种文革化的共同体,还有一种官僚化的共同体。比如张小英对梅梅、梅好,梁知后来对梅梅的态度,他们的这种交往,都具有一种投机化、权力化、等级化的特点。这些可以归为官僚化的共同体。这个作品到后来,一种战争式的紧张感被缓和,“我”也谅解“我”自己,“我”找到了一种途径去谅解自己,谅解别人,也就是金金最后发现了“慈心”。这就是书中体现的由一种女性化的具有慈心的共同体达到对官僚化、文革化的共同体的完善和修复。

张召鹏:我来谈一谈的乔叶印象。读了乔叶的作品之后,我觉得可以用三种植物来形容乔叶。首先就是向日葵。乔叶的散文有一种向日葵的品质,让人能触摸到阳光,感觉到温暖。第二种是蒲公英,我指的是乔叶最初创作的一些小说,是一种发散的状态。现在我看到的乔叶像是一个仙人球。现在的乔叶调转了之前从那种温润恬淡的写作方向。从《拆楼记》开始,乔叶开始关注现实、开始使用自己的语言来扎人。包括《认罪书》也是这样的一种写作。

何弘:下面还有一点不多的时间,让我们听听年轻的80后、90后研究生们对乔叶小说的看法。

李丹:乔叶老师好。我读完了《认罪书》之后,我有一些思考,主要是作品当中的隐喻。第一个层面是名字上的隐喻,第二个层面是行为上的隐喻。名字上的隐喻主要是指梁知、梁新、金金、梅梅,我认为他们之间是有联系的,我把他们的名字直接和四样东西对等起来了。我把金金看成是金钱的隐喻,梁知指的是良知的隐喻,梁新则象征良心,梅梅代表美。这四个人物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以一个点为中心向外放射出三条线,他们又共同处在一个圆内。我们会发现梅梅处于中心点,所有的情节都与梅梅相关,梁知、梁新、金金他们三个又把这个圆分成了面积相等的三个扇形。在梁知、梁新的兄弟关系中,梁知代表的是公众话语,梁新代表个人话语,梁知和金金,也就是良知和金钱,他们之间是比较暧昧的,他们既相互对抗又相互吸引,金钱想制伏良知,良知想要抵抗,但它的抵抗又很虚弱。因为梁知是公众的,所以他对金金说“我不能爱你”,我们反过来可以想象,如果爱了,他们会受到舆论的惩罚。梁知和梅梅是彼此的初恋,也可以理解为良知和美是初恋般关系,一开始他们是相得益彰、如胶似漆的,但结局是良知背叛和抛弃了美。金金和梁新,也就是金钱和良心,他们是名义上的夫妻,但是他们中间隔着一层谎言。金金和梅梅喻指金钱和美,她们没有直接关系,但是通过梁知、梁新和其他人的连接,金钱无限接近美,但金钱不可能是美。金金要到源城,但从地图上看,源城在山东而不在书中所写的河南。所以源城这个地方也是有隐喻色彩的,意味着探源。我把这个视为是以80后为主体的第二代的圈,另外还有一个以梁文道、肛肠医生、张小英、梅好又组成了第一代的圈,第一代圈包围第二代圈,第一代圈是过去时,被它包围的第二代圈是现在时,梁安、梁远、未未又构成的第三代圈是将来时。这就符合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中国亲属关系的描述,一颗石头扔到水里,漾开一层层的波纹。

   第二个是行为隐喻。一个是作品开头交代的金金洗屁股的经历,还有一个是肛肠医生割痔疮的行为。这象征对人体最脏的部位的两个功能,一个是清洗,另一个是疗治。我们把这两个功能放在历史上来看它们的疗效,就会发现这种行为与别人是无关的,只是干净了自己、疗治了自己。作家用金金母亲的话来传达出,人一开始是脏的这个观点,这应该是引入了基督教的原罪理论,但是作家在叙述的时候并没有就这两个行为理论进行很充分的表述,作品可能没有没有很好地把控这个主题。另外,梁知、梁新和金金三人是构成了一种三角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关于梁知和金金的叙述很充实,人物很丰满,尽管梁知稍微薄弱于金金,但总体来说还算平衡。但作为三角关系的另一个点,梁新的叙述就显得非常薄弱,他的性格很不完善,而且完全依赖于梁知,对金金的好也是没心没肺的。所以梁新是一个扁形人物,是这个三角关系中最不稳定的点。以爱情的躯壳来承担这么宏大的文革叙事,而因为这个点的薄弱,这个三角关系本身就不稳定,所以这个躯壳也是承担不起这么大的叙事。这可能是这个作品的一个缺陷。

左玉玮:乔叶老师好。我谈一下我对这个作品的读后感。最开始我是以看故事的心态来读这个故事的,我把它看成是一个套娃式的结构,但是看完之后内心很压抑。鲁迅先生曾说他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国人,我在《认罪书》看到的所有人都是恶人,唯一美好存活的哑巴却没有说话的权利,梅好被侮辱伤害,梅梅被蹂躏后自杀,所有美好都被破坏了。其余人都可称之为罪人,自身是罪人的金金又带着一种救世主的面具去挖掘别人的历史,残忍地揭开那些流着血的疮疤,似乎只有别人更大的罪才能使她感到平衡。而被金金强迫强迫认罪的人却只是回忆了过去,对于自己的那些不堪和罪过,他们一致地推出历史来承担这些责任。这不免让人感到一些压抑。像刚刚张老师所说,在这部作品中,您变得像是一个带刺的仙人球,希望在您以后的创作中,在有力地揭露现实的同时,也能书写一些美好和温暖,成为虽然有刺但带着香味的玫瑰花。

王晓娜:我在系列读了乔叶老师的一些中短篇作品之后看到了一个结构。一般来说,三角结构是一个稳定的结构,在通常的两性关系叙事中,也比较倾向于三角关系的叙事模式,但在乔叶老师的作品中,我看到了这个三角关系是失衡的。一个女性是一个支撑点,这个点的两头分别是两个男性,但这两个男性之间是不联结的。《打火机》中的余真、厅长和丈夫的关系中,面对厅长的性暗示,余真要抉择要否出轨时,也是从自身出发,没有让厅长和丈夫之间有交集。《那是我写的情书》中,两个男性之间也是互不知的,处理这个三角关系时,也是以“我”为主的,以及《紫蔷薇影楼》《失语症》中都是如此。包括《认罪书》,最然作品中金金、梁知、梁新三者是彼此知晓的,但在这个微妙的三角关系里,梁知和梁新不自知为是三角关系的一端,所以他们也是没有交集的岔开的三角关系的两个端口。这个失衡的三角关系其实是女性的独语,是女性的一种诉求,是一种探罪、探梦、探自己、探心。在读的过程中,我在思考为什么在梁知和梁新发现对方的时候,当这个三角关系就要弥合的时候,梁新就出车祸死了,这个三角关系就终止了。为什么这个关系最后是一个开放的三角,而不是一个闭合结构?我自己的理解是可能作品为了以此来凸显女性的自我选择,或者说是内心的自主性。

张璐:大家好。我在读《认罪书》的时候,内心有一种不解,为什么梁知和梁新的关系这么好,是否是因为二人是同母异父的关系,而梁新和梅梅是同父异母,小说要通过梁新这个中介,试图让梁知和梅梅产生联系,但好像这也不足以解释梁知、梁新之间的亲密关系。那么,乔叶老师您在书写他们两人的关系时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黄淑菡:乔叶老师好。我读完《认罪书》后有有一些感悟,首先是这个故事并不是很创新,但是文体却给了我很大的惊喜。从《拆楼记》到《认罪书》,小说中弱化了表面故事的处理,作家更加注重小说结构的安排,从人物角色的转化、词语的注释解读、章节的安排处理都是在进行一种新的文体尝试。但是,乔叶老师您是否在进行文体尝试的时候,忽视了对故事内容的经营,让故事显得过于单薄,意义表达上是否有一种缺失,经不起细节的推敲。故事的女主角金金在故事中没有家,失去了一切,到最后还失去了代表未来的孩子,也失去了她自己的生命。面对失去所有的金金,我们是否能将她视为一种都市流浪者的形象加以对待?她的一生都在寻找一个归属,但最后却发现无处可去。从《最慢的是活着》、《底片》到《拆楼记》、《认罪书》,好像都描写了这样一群人,就是积极摆脱农村生活的单纯姑娘,在追求一种城市身份时,却在逐渐地堕落,从精神到肉体都是一个衰落的过程,这让我想起了《骆驼祥子》,您是不是在有意书写这样的一类形象呢?还有就是小说中随处可见的一种特殊的文字组合,您在写作中是想借此表达一种什么意思?

乔叶: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会。听了大家的发言,我收获很多。因为会议时长的原因,没有时间跟大家交流,有些问题来不及回答。我在新浪有个微博,上面有我的邮箱,我们大家也可以私信交流。另外,今天我收获很大,也接受大家的批评,尤其是大家都提到的节制的问题。往后我会继续努力,谢谢大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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