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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生态批评”的偏误
河南作家网    日期:2011-02-24

当下“生态批评”的偏误

 

 

 

 

 

“生态文学”的大量出现开启了世纪之交文学批评的新空间——生态批评(Ecocritcism)。“生态批评”一词的初源要追溯到美国学者威廉·吕克特(William Rueckert1978年发表的论文《文学与生态:生态批评的一个试验》,在该文中,威廉·吕克特第一次指出将生态及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运用到文学研究之中的生态批评方法。公认的创始人是内华达大学的谢里尔·格洛特费尔蒂,在1989年美国“西部文学研究会”上,她郑重提出这一概念,并倡议以此取代狭义的自然文学的研究。90年代以来,生态批评成为英美文学研究重要的思路和方法。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文学批评方法,生态批评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呈初兴之势。很显然,在这里我们把生态叙事传达的对于生态危机的关切和批判称为“生态批判”;把文学批评家以生态理论为批评理据对这些生态书写文学所做的文学研究与批评称为“生态批评”。“面对地球生态系统中已经出现的严重危机,生态批评应当是一种拥有明确目的和意义的批评,一种富有显示批判精神的批评”① 。中国当前的生态批评表面上呈初兴之势,深入其中,就会发现存在着一些偏误,这里主要围绕两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在生态批评中,一部分批评家和乡土生态小说家一道,接续了庄子、陶渊明式的对“大地”的解读方式,过分夸大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倾向,也过度夸张了中国古文化中“天人合一”等观念对当下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的功用。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生态意识的来源之一,中国古代文人意趣和哲学思想散见于历朝历代的文学著述中,也渗透在一拨又一拨文人的血脉中。中国的读书人宿命性地都要诵读到《桃花源记》这样的千古名篇,日本著名学者岸根卓郎认为,“立足物心一元论,承认自然本身具有灵魂,天(神和自然)与人在根源上为同体,来自这种万类共存思想立场的对自然权利的扩张是根植于东方天人合一思想的共生性伦理②” ,从陶渊明、王维、杜牧到晚近的龚自珍、郑板桥、苏曼殊,再到现代的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林语堂等,士与隐、通与穷,几千年来中国文人对生存生态的选择变化微弱,他们遭逢乱世和易代之时所期待的最理想化生存是能够皈依大地,在与大自然任情自由的相依相偎中慰藉灵魂、抚平创伤、对抗浮躁。

20世纪末以来的社会转型期,一代文人骤然再次遭遇了从历史惯性中甩出的剧痛,历史的诗意与荒唐结伴而至,逢缘时会的狂热和英雄失路的悲凉相映而生,他们不得不在困惑、痛苦与焦躁之中建立起自己的价值标尺,“天人合一”的古代生命理想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获得了复活的机遇。如张炜,从《九月寓言》以来就有意构造“另一种”原生态的农耕乡村,他“野地”色调之斑驳被蒙上了幻梦的迷纱,似乎卓异之极,他的妩媚处也越来越多了执拗,他始终血脉贲张,呕心沥血,忘情决绝,不能自拔,他的精神似是拉满的弓,你担心着是否会戛然崩断,那拧着眉头左冲右突的形象多是张炜的自画像,永远不会带来熨帖的抚慰,让读者相信“思索”对张炜是一种太重的折磨,借用张炜的字,那是一种“罪”。毋庸置疑,在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时,可资实践的指导思想仍将是功利性的,而正是由于这一点,必须有一种理想主义与之制衡,即对功利主义保持一种超越性批判,这便是生态叙事。生态叙事跨越了传统启蒙文化的修辞逻辑和话语结构,真正把“乡土”作为主体,表达着对现实的超越精神,精神原乡者通过回忆、仪式描写等“环境想象”返归自然,在一个旧梦里回到人类的童年故里,完成了自然的“复魅”,生态批评在这些生态文本间感受作家对自然风物的诗性眷恋以及回归古典的乡土情调,也从其民族寓言的再造中寻绎他们对自然生态正遭受的现代“洗礼”的疼惜和哀挽。

那么,生态批评者是否看到,“知识者的‘土地’愈趋精神化、形而上,农民的土地关系却愈益功利、实际”③ ,一切关于乡土的诗意表述都难脱一个现实主义意义指向。一代作家沾滞于传统伦理消失的迷茫和愤怨,感慨着“世风日下”, 当作家欲以醇厚的乡土文化回归自然本真时,他们和真正的乡土渐离渐远,是对现实的迟钝和逃避式拒绝。现代性建构应该有其强大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更新、自我淘汰功能,“农村人口转移之日,也即退耕还林、退耕还湖、退牧还草之时”,“数千年不堪重负的衣食乡土、实用乡土、功利乡土,才可能成为诗画乡土、精神乡土、审美乡土”④

从另一层面来看,当下的生态批评在把批判视点聚焦于传统文化魅力的再发现、沉迷于强烈的原始浪漫主义色彩时,恰恰忽略了或者说遮蔽了中国生态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生态批评也就失去了它的批判价值。或许,如一个世纪前欧内斯特·勒南所说,“沉湎于过去”是一种逃避当下沉沦时代的最好方法,但是,很明显,寻访古人的言论和思想是为了不再重走错路。在一个民族文学正常生长的状态下,必须关注正面精神价值的建构,如果把对现实的仇恨即等同于批判现实主义,那一定是一个误区,把批判当成文学的立场意义也一定是一个误区。

第二,当前生态批判脱离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现实,盲目追随西方生态批评理论话语,没有意识到蕴含生态伦理学说其间的“西方逻辑”,也同时损伤了生态批评的批判力量。

由前论而知,我们所谈的“生态文学”其实和西方后工业时空下的概念不尽一致——虽然在消费文化方面显出了“后现代”的超前演练,毕竟我们的工业化进程甫才启动,所以“生态批评”的目标也不尽一致。理论界在推介西方的生态伦理学说时与当下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脱节,它“高屋建瓴”的理论研究并非植根于文学现状,甚至也脱离了中国大地——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置的历史时期注定了我们不能盲目迎合后现代盛筵下出炉的西方生态学说。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所以“欲望化批判”首要的对象应是发达国家,最重要的是那些财富巨人,“发展中国家”在涉及生态伦理学说时,无疑需要审慎。我们必须有立足于本土的辩证思考。

西方生态伦理学说的利己主义本质是西方意识形态话语浸淫的结果,它是以西方、以富国为利益中心的。我在其他文章中谈到“欲望化批判和可持续发展辩证”的话题时曾经提到动物保护主义者彼得·辛格对中国农民“素食主义传统”的赞扬,那无疑是一种滑稽。发达国家总是夸张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程度,叫嚣并批评“发展中国家”的推动发展计划,排斥“发展中国家”的物质需要,批评经济弱国渴望实现小康生活的正常要求;并且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有害的技术,推脱承担“发达”所造成的资源“稀缺”和环境破坏的责任。事实上,环境危害更多的是由这些发达国家或者说“经济帝国”造成的,从“资源掠夺”到“污染输出”再到“战争控制”,西方大国对环境的践踏一步步升级。从中我们看到了赤裸裸的环境侵略理念。

确实,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是另一种比西方复杂得多的现实景观:“生态问题”在中国当前远远不仅是一个“后现代”的话题,其面对的伦理嬗变远远不只是“现代”转向“后现代”时期生态伦理学的扩张及其自身内在的悖谬,还有大面积的“前现代”区域在走向现代化过程所必然遭逢的文化冲突、异变以及断裂。所以,中国所面临的伦理转向包蕴着更深广更复杂的因素,既有后现代伦理与现代伦理的冲撞,还包含着现代资本伦理试图对封建伦理秩序的覆盖,带有现代启蒙的一面。有的中国作家忧患于严峻的环境问题,却认识不到西方“纯学术”的生态理论背后暗藏的生态殖民主义和生态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生吞活剥的结果背离了中国历史现实和人性底线,其乡土文本人与自然生态伦理观的倒错正产生着恶劣的影响(如《狼图腾》等“狼文化小说”)。

基于对这些误区的认识,我认为,中国生态批评在对“唯发展论”、“科学主义至上论”、城市化批判等西方发展模式的批评中,不应该忽略不利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个案”因素,以使生态批评能真正承担其“批判的功能”。“文学的乡村”的语义是极端复杂的,一个生态批判者不应该像一个话语霸权主义者一样不加分析笼而统之地把一切罪责归于“现代”一身,与其反思现代性本身的缺陷,不如反思我们自身在“现代化”的行程中有哪些失误则更加实际。

西方的生态危机确乎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下的科技至上、欲望主义等,是盲目“发展”造成的恶果(近期热映的美国电影《阿凡达》对此有深刻揭示)。而中国进入当代以来,生态危机很大程度上非“发展”造成的,而是复杂的人力造成的,特别是几千年来的专制主义等级制的官僚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干预下的“伪发展”造成的:1949年以后三十年的政策失误、无序发展,现在看来在环境方面的影响是巨大深远的,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缺乏科学依据地对边地的开垦,变草地丛林为耕地,最后造成在地下沉睡了千万年的黄沙从犁尖下被翻出来,草原最终变成了沙漠;一是人口政策的错误,大量的人口繁殖和移民增加了环境负担,造成生态失控。在当时,强劲的政治意识形态成为影响中国社会、文化、经济的最主要力量,“人定胜天”、战天斗地、征服自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成为响亮的时代口号,当时的文学也不得不竭力鼓吹和逢迎这种压倒性的意识形态,失去了它的批判立场,在美学上也很大程度地丧失了自然书写的功能,在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神往中文学更不可能体恤“上山下乡”、“大炼钢铁”、边地农垦等对大自然的戕害以及造成的恶果。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具有生态意识的乡土小说在启蒙主义思潮下对“十七年”和“文革”意识形态强力的反思中初萌。在认同人类发展的本质上,拨开1990年代以来“发展”的华美外衣看生态危机的内在症结,当前中国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我们认为技术官僚体制和一言堂的家长作风遗存是其主因。

在多重文明形态共存的中国,推进物质现代化的工作任重道远,如何在实现人的自由的过程中避免“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带来的弊端,需要仔细分辨,谨慎对待。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文学批评方法,目前生态批评还没有进入学术研究的主流话语系统,也未能体现出更多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力量。文学批评“专业能力”即学院化程度的巨大提高是以牺牲其广度和厚重为代价的,其权威性也逐渐在丧失。当我们感叹当今文学、学术包括生活的四分五裂、碎片化时,我们不得不警惕批评的思想标准——当然也意含生态批评。生态批评要探究中国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理应正视“实践性是环境伦理学的精华”⑤ 这一论题,理应认识到“批判性”是生态批评的本质,“让思想醒着”,站在更“中国”的认识视野,找出风起云涌的生态思潮在中国更广阔的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愿意赋予生态思潮以“新启蒙”的需求或声誉

 

 

      作者简介:黄轶(1971——),女,河南南阳人。文学博士、博士后。现为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硕士生导师。学术方向为中国文学近现代转型研究、乡土-生态小说研究。发表学术论文、小说评论、散文、随笔、访谈、通讯等近百篇,并出版多部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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