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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活”与“中国心灵”的探索者
河南作家网    日期:2011-02-24

 

“中国生活”与“中国心灵”的探索者

                      ——读《一句顶一万句》

 

     鸿

 

 

为“我故乡的人们”立传

       

    早在1992年,刘震云便发表声明,“故乡在我脑子里的整体印象,是黑压压的一片繁重和杂乱。从目前来讲,我对故乡的感情是拒绝多于接受。……在我的小说中,有大约三分之一与故乡有关。这个有关不是主要说素材的来源或以它为背景等等,而主要是说情感的触发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故乡”对一个作家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性情上和文字上的影响。福克纳小说中的“南方小镇”,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中国当代作家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阎连科笔下的耙耧山脉等等,都是作家对“故乡”的重新建构,它既容纳着作者对故乡真实图景的展现,同时,又是作家想象世界的起点和小说独特色彩的来源,可以说,“故乡”的整体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大的生存意象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作家基本的创作内容、叙述倾向和价值观念。回想刘震云的整体创作,会发现,刘震云的思维背景并没有脱离他故乡那块荒凉、贫瘠的黄土地,《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一句顶一万句》等作品都是以他的故乡——河南延津县——为基本背景。而“我故乡的人们”则是他小说一以贯之的主人公。

   《故乡天下黄花》写一个村庄的生存史,在政治的更替交迭中,不变的是乡村的生存主义与世俗主义,这是在历史虚无主义观照下的乡村存在。因此,当村长许布袋在“收粮风波”中打着“退避三舍,不得罪日本、国民党、共产党三方”的美梦,在地里睡完觉以后,发现村里已经血流成河,他破口大骂,“老日本、李小武、孙屎根、路小秃,我都X你们活妈!”在这样一种“生存文化”的支配下,是非观、民族观、正义观都不可能存在,因此,刘震云在文中写道,“邻村一些百姓,见这村被‘扫荡’了,当天夜里军队撤走以后,就有人来‘倒地瓜’,趁机抢走些家具、猪狗和牛套、粮食等。现在见这村埋人,又有许多人拉了一些白杨木薄木棺材来出售。一时村里成了棺材市场,到处有人讨价还价。”一个民族的麻木不仁、冷酷无情在这若无其事的“讨价还价”声中被揭示出来,这正是“生存文化”所潜藏的人类的悲剧性。

    刘震云把《故乡天下黄花》的第四部分命名为“文化”,这是一个村庄和民族的潜文化,它在任何时代潮流下都以自己的方式恒定地存在着,不容忽视。就这一问题,刘震云认为,“民间文化的力量是线性的,而时代主导思想只是断面。前者是剑,后者只是一张纸。剑能轻易穿破纸。在民间文化力量的影响下,时代主潮很快会变形、妖魔化。宗教也是如此,佛教、天主教也好,很快在农村被吃掉,成为家长里短的东西,中国民间文化胃的消化能力是非常可怕的。”民众、民间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就是以这样矛盾的形象出现。一方面,他们作为“历史情境”中的存在极易冲动、易受暗示,具有极大的劣根性;另一方面,他们也吞噬、消解着每一个时代主潮,使正统力量面目全非。

    不管刘震云如何绝望地描述着历史、文化、人性,在他思维的另一极,始终有姥娘的形象稳固地存在着。姥娘是刘震云所有狂欢、所有绝望、所有思索、所有愤怒和玩世不恭的终结点。她存在着,“故乡”才存在着,人类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被救赎的机会,因此,还有希望,还有温情,还有生命的自尊和尊严,它们昭示着人类某种本质的存在方式。 “故乡,你在我心中的印象模糊呢。故乡只是一个背景,前边是一个活动的巨大姥娘。和蔼可亲、慈眉善目。你是这个世界的希望。……俺姥娘身体健康,故乡就长存不衰。” 因此,姥娘又成为一个巨大的历史象征物和原型存在,她的形象给刘震云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完美理想的人性和世界。

    但是,姥娘去了。姥娘物质形体的消失带给刘震云的不只是情感的伤痛,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精神的支撑点,“故乡”彻底坍塌了,没有了姥娘的“故乡”是一片巨大的精神废墟。“1995324825分,小刘儿的姥娘去世。……小刘儿心中的故乡因此断裂。从此他再说自己是孤儿和在这个世界上无依无靠,就不是一种说法和矫情了。”“姥娘去了”给了刘震云新生的机会和可能,他可以毫无顾忌地走下去,走到姥娘的身后,去触摸人类冰冷的存在真相;他可以超越通常意义的“故乡情结”,洞透乐观时代境象背后的虚无和真相,彻底摆脱“道德”、“启蒙”之类的词语对中国作家的精神束缚,摆脱对乌托邦图景情不自禁的幻想,从而进入更深层次的关于中国文化精神和人类存在本质状况的描述。

在将来一天,煌煌两百万字的《故乡面和花朵》在文学界所遭遇到的“空白”与“沉默”也许会成为二十世纪的文学大事件之一,因为从来没有一部作品以这么大的篇幅去写乡村生活的“无边狂想”,没有价值判断,没有“总体生活”,它超出你对乡村、对小说的想象。面对这样陌生的乡村内心,当代文学失语了。然而,对于刘震云来说,这只是开始。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我又看到了这样的“故乡”与“我故乡的人们”。它和《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我叫刘跃进》有着谱系上的相似性,即对乡村心灵,普通大众,凡俗人生进行心灵探索,寻找他们的精神存在方式。《一句顶一万句》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一个人特别想找到另一个人,找他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想告诉他一句知心的话。“出延津”是为了找朋友,“回延津”也是为了找朋友,找一句话。否则,如骨鲠在喉,难以生活。

 活动在老庄村的杨百顺、老曾、老裴虽然卑微,但却不会让人产生同情,他们是一群生活在老庄村的无数人之一,不管他们是剃头的,贩盐的,还是杀猪的,喜欢听唱丧的,他们都是作者的朋友,都在寻找朋友,生活的困苦只是无数困苦之一,而不是压倒性的,相反,他们一直被文学所忽略的丰富无边的“心”被呈现了出来。我不由得想起了同样生活在乡村的我的父亲,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父亲和他同村的好朋友——按辈分,我应该叫大爷的,实际上,他比父亲还小有十几岁——他们俩经常彻夜长坐,夏天坐在我家院子里,冬天在屋子角落用玉米秆或树根烧一个小火堆,总是灰烬已凉还不回去。他们在谈些什么呢?无从知道,有许多时候,他们甚至是不说话的,就那样默默地盯着火光的暗淡。这些场景及所具有的含义长期以来被我们的文学与文学史长期忽略,从《故乡面和花朵》到《一腔废话》,再到《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用他的“拧巴”劲儿让我们意识到这一庞大的精神空间的存在。以此一角度回到文学史中,会发现,当鲁迅《故乡》中的闰土神情麻木地看着作者,并喊出一声“老爷”的时候,知识分子与他的叙述对象之间深不见底的隔阂也遗漏无余。也许,恰是因为作者的身份与思考方式使闰土无语,两者根本不在同一个空间内,也无从交流。在作者“悲天悯人”的目光下,作为老农的闰土能讲出他的贫苦生活的某点欢乐或幸福吗?因此,毋宁说是作者使闰土麻木不知所措。

《一句顶一万句》没有用知识分子写作的框架来强行塞进,因为作者没有试图对“我故乡的人们”进行启蒙,相反,他以一种“找心”的渴望回到“延津”。抛弃了先验、原型的故乡,刘震云以“具体的故乡”,以一个个的“我故乡的人们”的生活,具体、细致、缓慢,甚至絮絮叨叨地开始了“找心”之旅。在这一“找心”的过程中,乡村的生命,那些散落在历史角落的无数“沉默”的生命,一个个鲜活起来,而那些乡村事件,离婚、吵架、偷情、朋友断交、说媒、传教,也具有了另外的释义。如果这一寻找旅程发生在知识分子之间,我们毫不为怪,但它发生在乡村,发生在“沉默的大多数”之间,就破了文学史的常规与框架了。精神的漂泊与对其的追索并不仅存在于所谓高等的生命之中,正如刘震云在接受访问时所言,“我不认为我这些父老乡亲,仅仅因为卖豆腐、剃头、杀猪、贩驴、喊丧、染布和开饭铺,就没有高级的精神活动。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从事的职业活动特别“低等”,他们的精神活动就越是活跃和剧烈,也更加高级。” 从《故乡天下黄花》中对“我故乡的人们”所存在的实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批判,到《一腔废话》对十里街上走进城市边缘的“我故乡的人们”的“一腔废话”的肯定,再到《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沉静、朴素与对“我故乡的人们”内心的雷霆万钧、阔大无边的描写,刘震云的写作立场、世界观、文学观在发生微妙的变化,那个虚无主义的、历史循环论的、怪诞讽刺的刘震云逐渐远去,一个走进尘世,走进“故乡”,走进乡村心灵的刘震云的面目逐渐清晰。不是宽恕,不是悲悯,而是去寻找“朋友”,为了摆脱孤独,刘震云花了前半生的功夫,为“我故乡的人们”立传。

如是,“故乡”不再是如刘震云早年所言的“黑压压的一片繁重与杂乱”,也不是“拒绝多于接受”,而是一片丰饶的精神领地,它超越了阶层,超越了悲悯,超越了知识、文明、财富,与所有人共享一个空间,即使它依然贫穷,依然“底层”。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乡村心灵的精神史,而不仅仅是生活史。

 

                                   

                                      孤独的“说话”

 

但是,对于作者来说,“乡村心灵的精神史”显然只是小说的表层意义,“我故乡的人们”、“老庄村”是作者写作、观察世界、体会世界的基点与起点,但他的最终目的却并不仅止于此。刘震云是一个对哲学、对世界本源性有着强烈探索欲望的作家,在对乡村精神存在方式探索的背后,始终笼罩着一个大的超越性的东西,即对中国文化模式的本质样态的追寻,它仿佛一团迷雾,遮蔽在小说空间的上空,作者试图解开这一谜团,同时,也把读者带入到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在哲学意义上,我们民族的心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命运,人的存在状态究竟是什么样子?这是刘震云这么多年来孜孜以求所探索的层面。

    从早年的《一地鸡毛》、《故乡天下黄花》,到《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我们就可以感觉出刘震云对“说话”的兴趣(大部分批评者仅仅把它归结为一种反讽或文体模式)。在“说话”中,中国文化的模式,心灵,它的最终命运被体现了出来。刘震云拒绝对他的作品进行价值判断,尤其拒绝用知识分子的意义系统对他作品中所描述的平民世界的精神状态进行意义阐释。他曾在不止一个场合强调“说话”对于平民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而不对其内容进行意义判断。他饶有兴致、充满激情地写夫妻吵架、乡间的阴谋与圈套、菜市场上菜贩之间的插科打诨逗贫嘴,他强调民族语言的想像力和生命力恰恰来自于此。他认为,正是这种对语言的激情和由此而产生的快感支撑着平民精神世界和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它对他们的存在本身而言具有重要价值,而这些不能用外在的意义系统加以判断。刘震云把底层人这种语言方式和生活方式称之为“精神想像”,是我们的作家为之忽略的但却占了生活百分之80%的那一部分,而这一“精神想像”的过程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这里面存在着一种作者无法解决的矛盾性,民众努力获得自我的过程恰恰是他们更深层次失去自我的过程,他们陷入了一个更大的圈套之中:他们的“说话”其实只是加入了时代的大合唱。刘震云既指明了我们所说的是“一腔废话”,正是这“一腔废话”支撑着我们的生命和社会,但同时,他也认为,这些“废话”反映出社会的情绪和时代的精神状态。这就是说,从政治学和文化学的角度,刘震云认为这“一腔废话”是时代的一种征象和寓言,而从个人史角度来看,它则具有“过程”的意义,因为它支撑着大多数人生命的历程。这其实反映了刘震云思想深处的矛盾,他从这“一腔废话”中感受出时代的虚无、荒谬,但却又要竭力肯定“一腔废话”对于个体来说不是一种虚无和荒谬。

这一基本的矛盾还是因为刘震云试图把民族精神、个体存在放置在历史的维度来考察,避免不了价值论的立场。当作家放弃这一维度,而把其放置于文化与个体存在的维度上时,就会发现,“说话”不只是“一腔废话”,它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心灵状态。这也正是《一句顶一万句》不同于刘震云前期作品的重要原因。“过去我也认为作品的‘社会’和‘历史’的层面是重要的,这种认识也反映在我过去的作品里。最后我发现,‘社会’和‘历史’,都是有阶段性和局限性的。许多叱咤风云的大人物,都觉得自己创造了历史;但是,历史无情地说,这段历史很快就会过去。千里搭帐篷,没有不散的筵席。新的酒桌前,坐的是一帮新人。走马灯似的变换,皆是浮在桌面上的尘土。如果杨百顺和牛爱国之间藏着语言密码,两个人在相互寻找的话,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生命密码,并不存在于‘社会’和‘历史’的层面,而存在于这个人、这民族如何笑、如何哭、如何吃、如何睡、如何玩,及如何爱和如何恨之中。面对一粒花生米,如何把它吃下去,就已经将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区分开了。脱掉了‘社会’和‘历史’的外衣,变成人和人赤裸裸的交往,书中的人物和我,也都变得更加自由和轻松了。”如果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面和花朵》探讨的是民族的历史存在状态的话,那么,《一句顶一万句》则是对民族内部精神存在状态的深层追问,它试图展示与描述的是民族群体中个体的精神面貌。

刘震云用“找话”一词来概括民族的心灵状态和“知已”难寻的寂寞,这正如小说腰封上所写的“中国人的千年孤独”,“一个人的孤独不叫孤独,一个人寻找另一个人,一句话寻找另一句话才叫孤独。”杨百顺、老曾、牛爱国,包括小说里面的偷情、杀人、流浪都是为了找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说话”此时不只是简单的信息交流或“一腔废话”,而是心灵的沟通与生命的依存,而寻找“说话”人的艰难正显示出“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天地之空虚与无处归依。

但是,“孤独”之于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民族,对于“孤独”还是非自觉性的,个体并不是自足的存在,它必须要“寻找”到共鸣或某种沟通,它与西方的、现代性意义上、内省的“孤独”不一样,后者是个体在哲学意义上的自足性的体现,因为它有上帝作为共同的倾诉者。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只有一个精神空间,即人间世界,在宗教国家,“上帝”是永恒的倾听者,它可以适应任何一个愿意向往他的人,而在中国,由于“共同的倾诉者”的匮乏,民族的人际关系、精神交往变得尤为复杂,充满着心灵的困顿。所以,虽然中国生活中的话语滔滔不绝,中国人爱说,喜欢说,但其存在的孤独却恰恰在这“热闹”中呈现出来,用一句现代的话来说,他们找不到心灵的安慰,也无法使自己的内心平静。杨百顺、老曾、老裴、曹青娥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知己,寻找可以说话的人,这里面,充满着背叛,误会,仇恨,但最终,人物仍不免陷入孤独之中。这种“孤独”是一种本源性的孤独,是民族的文化基因所造成的。因此,传教士老詹来到中国几十年,很快就变成了延津人,“不单背着手在街上走,步伐走势,和延津一个卖葱的老汉没有区别。鼻子变低了,眼睛也混浊变黄了。”这是老詹在面对中国这样一种文化样态时的孤独,他在中国的后半生也不得不变为寻找人间知己的过程,但无论是“杨摩西”,还是“吴摩西”,与他的灵魂都没有任何交会的地方。“这是老詹的失败,也是杨百顺等人孤独的另一个原因。中国人很多,聚在一起人多势众,但分开的时候,个个又显得很孤单。不从宗教的意义上,单从生活的层面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生态。”在某种意义上,老詹的存在及命运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某种差异和彼此之形象给隐喻了出来。

有论者从“友爱政治”的角度理解并升华《一句顶一万句》中的“说话”及其“孤独”本质,认为中国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实际上试图从伦理角度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这一思维也延伸到政治与哲学领域,从而形成一系列民族文化样态与问题。其实,简单地讲,中国哲学,包括文化,都有一种倾向性,即试图用伦理模式作为民族的精神存在与政治体制的基本原型。刘震云把这一“友爱政治”的症结给展示了出来,即中国人伦理传统背后精神上的孤独与不可沟通性。小说中祖孙三代都在寻找,百年时间中,家族在延续,但其孤独及历史处境却没有任何改变,以至于亲人、近邻、朋友之间的“交流”几乎成为某种寓言和难以实现的神话。杨百顺心灵最渴望的人不是他的父亲兄弟,而是那个唱丧的罗长礼,他的声音能够传达出杨百顺对生命的理解;被拐卖的曹青娥想再回延津的愿望不是想找亲生母亲,而是她的继父杨百顺,因为她仍然记得在车站上那温馨的一幕,那是她人生最大的安慰。在长达百年的出走与归来历程中,在看起来亲密无间、热闹无比的背后,一个民族的大孤独慢慢浮现出来。但是,这种孤独仍然不是西方的孤独,它是中国式的,充满着机缘、巧合与误会。换言之,老庄村的人们并不自成一体,他们的命运以交叉与偶然的方式牢牢扭结在一起,并一起改变着彼此的命运方向。因和老婆吵架,并被老丈哥“说理”说输的剃头匠老裴,抱着杀人念头出门却与杨百顺偶然相遇,听了杨百顺寻猪和听丧的故事,由此改变了最初的念头;杨百顺因为爱听丧而被打,最后却因为失去唯一“能和自己说上话”的继女改玲而踏上了“出走”的道路,等等,命运如同无数个羊肠小道,充满着偶然的分歧与关联,但最终却结成一张网,彼此互为因果。这恰恰是中国文化的存在形式,彼此关联,但精神上却貌合神离。

“归来也不是失意的循环,而是文化的宿命,这可能是我们民族的种族记忆中对寻根主题的宿命。”历史没有发展,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存留有刘震云早期作品中非常明显的历史循环论的特征,在这样一种“网状”结构的叙事中,充满着一种整体的荒诞意味,细节越是真实,荒诞与悲怆的感觉越是明显。因为历史,人生,命运又以“圆圈”的方式重回老路,孤独及孤独的内容、模式都没有任何改变。但是,在固化的历史外壳下,却有内在的丰富与意义,因为“寻找”始终没有完成,也没有放弃,杨百顺的生活并非绝对的悲凉,他的寻找是丰富的、执著的存在。生活是荒凉的,但我们依然在试图寻找爱和朋友。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书写的不是存在的荒谬,而是心灵的追寻,这是希望的、温暖的写作。对“孤独”的描述与论证最后变为民族的某种希望与信念,我想,这也是刘震云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层理解,虽然有些悲怆,但却领会到了某种内在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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