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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否理解“故乡”?
河南作家网    日期:2011-01-17
 

——读梁鸿的《梁庄》

 李云雷

 

读梁鸿的《梁庄》,让人既感动又惊讶,这部书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幅当前农村的场景,那些人物、故事与画面是如此真实,又如此残酷,让人们不得不正视。梁鸿将人们习焉不察的农村及其20年来的变迁,以一种立体的方式呈现出来,让我们看到了当前农村中存在的诸种问题,以及人们在情感、精神、内心深处的变化,读之令人触目惊心,也可以启发人们更为深广的思考。对于我个人来说,阅读《梁庄》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因为长久以来,我也有一个愿望,就是以家乡村庄的调查为基础,写出中国农村的整体面貌及其变迁,由于诸种原因这一愿望一直没有实现,而在梁鸿的《梁庄》中,我看到她实现了我没有实现的愿望,这让我既惭愧又欣慰,对梁鸿的工作充满了敬意。我想对于梁鸿来说,这部书的写作也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一部困惑的书,也是一部思索的书,梁鸿所写的是农村,也是她的故乡,她出生并成长了20年的地方,对于她来说,这样一次写作是回溯生命源头的写作,她既是一个归乡的“游子”,也是一个观察者与思考者,这样,她的写作便不仅为我们呈现了当下农村的“真实”,而且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她的目光,她的忧思与感悟;这也是一次“越界”的写作,梁鸿是一位评论家,但在这部书中,她却以纪实的方式直面农村的现状,写出了她所观察和理解的“故乡”,这样一种尝试与探索,可以说来源于两种不满,首先是对当前文学作品的不满,这些作品与农村“真相”的隔膜,促使评论家不得不直接拿起笔来,写出她所认识的“真实”,其次则是对自身评论工作的不满,文学评论作为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种工作,与社会现实之间是一种更加“间接”的关系,如果长期陷于符号与知识的生产,便会与社会现实更加隔膜,而这样的写作方式使她摆脱了羁绊,直接面对具体的现实,突破了“从文学到文学”的内在循环;同时这在文体上也是一次探索与创新,梁鸿所做的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工作,但与之不同的是,她所做的并不是客观、冷静的分析与纪录,也投入了她的情感,这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她所关注的并非是某一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而是对农村(“故乡”)整体状况的考察,因而在这部书中,作者结合了社会调查、口述实录、访谈等不同的体裁,在具体写作中则既有叙述与说明,也有议论与抒情,不拘一格,为我所用,但是综合在一起,凝聚了作者深厚的情感,展现了一个村庄的全貌,也以其质朴、真切打动了读者的心。以下本文将结合这部书,讨论下面三个问题:在今天,我们如何理解农村,如何理解这个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

 

1、我们如何理解农村?

 

“我们能否理解农村?”,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尤其是在农村里待过的人,比如当年插队的知青,或者通过高考进入城市的“大学生”,不少人谈起农村的事情都会以一种过来人的方式娓娓道来,仿佛无所不知,但是他们所了解的农村,只是他们当年置身其中的农村,而从“土地承包”到今天近30年来,农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的农村和那时的农村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过去的印象中,以过去的经验来看待今天的农村,就会陷入一种困境。这也是我个人所遇到的问题,我从90年代中期离开家乡到北京读书,每年都会回家两次,平常里对关于农村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及社会学的研究著作也颇多留心,但即使如此,每一次回到家乡,仍会感到颇为陌生。之所以感到陌生,我想主要在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农村的变化过于剧烈,在我们离开家乡这一段时间,正是“三农”逐渐成为“问题”的时期,农村中的土地、劳力以及生产方式都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二是“我”自身的变化也过于剧烈,无论是在价值观方面,还是人际交往方式方面,已经与农村中的亲友拉开了相当的距离,难以深入乡村内在的逻辑。我想正是这样的原因,当我们面对当前的农村时,便不能不感到陌生。而这样的状况应该说是相当普遍的,即使在那些关心当前农村状况的人们之间,也是如此。

梁鸿的《梁庄》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她试图突破这一“陌生”的障壁,写出了她对当前农村的观察与理解,由于这个村庄是她生长的地方,这样的尝试便具有了新的可能性:(1)她可以在今昔对比中把握当前农村的状况,在回忆与现实之中把握农村的变迁;(2)她不仅具有新的文化与知识的视野,而且可以深入到乡村逻辑的内部,从“内”、“外”两个视角观察农村。当然这对作者来说,也是一个充满困惑的尝试,如何尽可能客观真实地呈现出这个村庄的全貌,与作者先在的预设、主观的情感之间充满了矛盾,也使整部书充满了张力,作者自述曾转换过几次文体,从“抒情体”到“日记体”,一直到现在以人物为中心的记述体,梁鸿找到了一种方式,将她的观察、思考与情感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在《梁庄》中,梁鸿对梁庄的各个方面都做了呈现:家族与人口构成,历史与环境,政治改革,孩子、青年、成年的生活状态,信仰、“新道德”、“新生活”等等,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村庄的全貌及人们的生活状态,尤其是一些人物的命运与遭际,让我们形象地看到了当前中国农村的凋敝、破败,以及精神上的涣散与结构上的解体。这也让我们看到,在经济上得到发展的同时,我们又付出了怎样惨痛的代价,不仅是“砖厂平地掘三丈”、“坑塘变成黑色的巨大淤流”等环境问题,也不只是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问题,而是整个村庄失去了魂魄与凝聚力,人们为追逐金钱而四处奔忙,人去楼空,村庄成为了“蓬勃的废墟”。在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当前农村的政治与政治改革,不同的人都持有类似的看法:“老支书:选举给钱都找不来人”;‘“现任村支书:谁干就是让谁累死”;“县委书记:农村正在一个危险期”。从这三位基层干部的看法之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对当前农村问题难度的认识与情绪,这位颇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县委书记认为,“现在看来,整个九十年代,农村政策是很不成功的。三农问题像一个到站的火车,喊的响,走的太慢,文件很多,不管用。农民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日趋加重。”而现任支书则认为,“按我分析,将来还得走集体化道路,集体化要比散化好,一人一点地,太过分散。集中种,成本降低,劳动力也减少,大型农机工具也能够充分利用。”也显示了他们在具体乡村工作中所达到的认识深度。作者在分析中认为,“现在,政府对农村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并且,加大了投入的力度和广度。从表面上看,国家与农民、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减轻了,但是,却也遮蔽了许多本质性的问题。譬如民主程序、村民自治,虽然已经喊了三十年,但是,对于中国一个内陆小村庄来说,它们依然是很陌生的、概念化的名词。”当然中国农村中所存在的问题,不仅是民主程序与村民自治的问题,在此书中也有更加复杂的呈现。但就总体来说,对于乡村问题的整体分析并非此书的长处,作者也并没有着力于此,作者所做的,是对当前农村状况下人物命运与生活细节的呈现,通过这些具体的细节,或许我们更能看到当代乡村的变化。

“我管水,也只能让我儿子站在岸上”一节,写由于挖沙造成河流出现深坑,每年都会淹死人,而作者采访的水利局副局长也只能如是说,无人在意或者无人愿意为此负责;“王家少年:强奸了八十二岁老太”一节,写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悲剧,一个“好孩子”竟然做出了这样的惨无人道的事,呈现了当前农村道德观的破碎和“留守儿童”教育的尖锐性;“春梅:我不想死,我想活”,写一个丈夫在外打工的女人,因思念、猜疑,以及被村里人议论羞愧而自杀的故事,突显出了“打工”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对正常家庭伦理的破坏以及对当事人内心的打击;“生命之后:金钱与法律的较量”一节写了一家人因亲人车祸获得赔偿而盖起房子的故事,作者指出,“农村人的想法很现实,人死了,最重要的就是钱的问题。而在为钱而争执的过程中,疼痛、伤心、亲情都变为可以讨价还价的东西,一切都似乎冰冷,无情与残酷。这也是一般人在理解乡村的类似事件时常有的谴责与鄙视,似乎他们把钱看得比人重。但是,谁又能看到他们心里面的深流呢?”——正是在这些看似难以理解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在精神上的颓败,价值观的破碎。这不仅是传统中国文化观念的解体,也是20世纪中国革命所凝聚起来的核心价值的解体。在价值与观念方面,当前的农村可以说处于一种混杂的状态,或者说处于一种真空状态,我认为《梁庄》的可贵之处,是向我们呈现了农村的这一状态,也即我们所面临的不只是政治、经济危机,而是心灵危机、伦理危机与价值危机,相对于政治经济危机,这是影响更加深远的危机。梁鸿在《梁庄》中所做的,便是通过乡村人物的具体命运,将这一危机呈现在我们面前,那些彷徨游荡的少年,那些无依无靠的老人,那些背井离乡去打工的“青年人”,那些留守在土地上的“成年闰土”,构成了乡村的主体,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画面,这里曾经是我们的“故乡”,而今竟然面目全非,又怎能不让人感慨?在这里,梁鸿充分发挥了她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与一位女性细腻敏感的天性,描述出了乡村的现状和变迁,让我们和她一起去观察、感受与思考。

 

 

2、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时代?

 

乡村的命运和时代密切相关,如何理解农村和如何理解时代的问题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中国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乡村决定的,而中国乡村也在20世纪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面对19世纪以来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人不断探索着前进与突围的道路,最后以最广泛的基层动员的方式——“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也以“土地革命”的方式改变了中国乡村的基层组织与经济结构,彻底解决了数千年以来“地主—农民”的基本矛盾,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随后进行的“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将土地的私人所有转为集体所有,试图解决中国历史上“土地兼并”造成的治乱循环,同时追求“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双重目标,但这一运动因过于急切而失败。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土地的集体所有为基础,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村生产、生活的习惯,在1980年代前期取得了成功。但是,自19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农村的发展却处于停滞的状态,而伴随着“打工潮”的出现,农村中劳动力流失、土地撂荒、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等社会现象不断出现,到1990年代末,“三农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不得不重视的危机,2002年以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农村的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日益凋敝的现实。梁鸿的《梁庄》所描述的,便是中国农村从1980年代到今天的变化。梁鸿记忆中的乡村,正是1980年代中国农村的“黄金时期”,那时的农村正“在希望的田野上”,不仅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收入增高,各项社会事业得到发展,并且每一个人都对未来的抱有希望,相信依靠个人的奋斗和努力,可以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但是30年的变化到今天,农村虽然在经济上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各方面却陷入了一种困境,面临重重危机,而这不仅与乡村相关,也与整个中国的发展密切相关。

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时代?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看,从中国史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到如今已经30年,与新中国前30年形成了两个鲜明的时间段,在不同时期在农村所实行的具体政策也不同,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土地革命”、“合作化”、“土地承包制”却是一脉相承的,是中国革命在农村问题上所取得的伟大成果。这一制度解决了“土地”这一根本问题,也保证了中国不会再出现因“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剧烈分化与破坏,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土地“私有化”的做法,都可能为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尤其在土地只能起到社会保障作用的现在,一旦这一基本保障受到破坏,失地农民将再无后路可退,中国也将再无后路可退。而在今天,当农村与农民被“原子化”之后,不仅乡村原有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受到破坏,而且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之中,单个的农民根本没有任何力量与其他市场主体进行谈判或“博弈”,作为“弱者”的农民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保障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现代化”的农业也必然要求规模经营,这也是作为“个体”的农民所无法承担的,在这个意义上,“合作化”所留下的政治与思想遗产必须得到充分正视,而如今在全国不同地区所展开的“合作化”的尝试,也向我们展示了组织起来的农民所具有的生机与活力。在今天,中国乡村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转折,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避免土地“私有化”或“自由流转”所可能带来的巨大伤害,而以农民及其自身组织为主体,探索一条更加公正平等的发展道路。

从一个更加长远的视野来看,可以说中国与中国乡村正处于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之中,这一过程从晚清时期开始,至今尚未完成。在这一百五十年间,中国乡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传统中国的乡村中,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组织起来的“差序格局”式的社会结构,但是近代以来,这一文化与结构遭到了重重冲击。这一方面具有解放的作用,将人们从儒家文化的笼罩下解脱出来,破除了长幼秩序、男尊女卑等“封建”思想及一些陋俗的影响,在家族认同、血缘认同、地区认同之上建立起民族国家认同与现代的公民意识,但是另一方面,在破除儒家文化及其社会结构之后,如何增强村庄内部的凝聚力,仍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195070年代以阶级意识为核心组织社会的尝试也遭遇了挫折,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作为一个社区或集体的凝聚力日趋涣散,农民在社会结构上逐渐“原子化”,在思想文化观念上则处于一种“真空”状态,既有传统文化与家族观念的残留,也有电视等媒体所带来的现代观念的冲击,以及某些宗教的广泛传播。在我国农村人口众多的国情之下,“城市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不能解决农村问题,那么如何在既定的现实条件下,让农民能够“安居乐业”,如何建设一个既“现代”又充满内在凝聚力的农村,需要我们借鉴传统中国与革命中国在组织与思想上的资源,做出新的探索与努力。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早期资本主义时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所分析的虽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但也是对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的描述,在这个意义上,我国也处于或者说正在经历“现代社会”的早期阶段,梁鸿在《梁庄》中所描述的很多现象,也可以说是这一阶段独特的历史与社会问题。所不同的是,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也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在此意义上,如何在发展的同时注重社会主义的追求,焕发起底层劳动者的主体性、积极性与创造性,使之成为社会的主人,而不至于沦为资本的奴隶,便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

 

梁鸿的《梁庄》所启发人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在今天,文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与社会整体中的重要性日益降低,读者也越来越少,而这不仅由于社会本身的变化,也在于大多数文学已丧失了直面世界的追求与能力,因而也无法唤起读者的共鸣。现在我们谈到1980年代的文学,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一般都把“纯文学”作为一种主潮,建构起了这样一条文学史叙事,从“伤痕文学”开始,然后是“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这样一条线下来。但是在1985年“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兴起的时候,这些作品可以说承担了文学的虚构功能,而文学的纪实功能则由另外一种文学形式承担了,那就是“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如果这样来看,我们就可以认识到上述那条文学史的线索,其实是纯文学的“自我建构”,是从“纯文学”的角度建立起来的一种“文统”,它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把自己合法化了,而把其他的文学形式,比如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摒除出了“文学”之外。但其实1980年代“报告文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它们中的一部分承担起了纪实、批判的功能,具有较高的价值。今天我们重新看待1980年代的文学遗产,应该注重“报告文学”的纪实功能,以克服“纯文学”的弊病,重新建立起文学与世界的联系。

相对而言,关于农村题材的作品在中国文学中占有很高的比例,这一类作品也较少其他作品“不及物”或“凌空蹈虚”的弊端,但是在这些作品中,也容易存在一些问题,那就是作家很容易以过去的经验来叙述今天的农村,因而无论是题材还写法都很陈旧,不切合当前农村的实际,远远脱离了人们的现实感受,在此基础上“艺术化”而成的文学作品,不是让人更深刻地理解现实,而是以“艺术”与幻想遮蔽了现实。

梁鸿的《梁庄》,作为一个“非虚构”的作品,至少在以下方面可以给我们以启发:1)作者注重“真实”,这种“真实”既是个人经验意义上的真实,也包括对现实的观察、思考与表现,在个人与世界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有机的连接;2)作者注重“体验”,“体验”是作者接近真实与“世界”的途径与方法,但是,这里的“体验”不是被动的、消极的,而是主动积极的,是一种介入的“行动”,也是对这一行动的内心感受,是主观与客观的融合,在这里,“体验”是连接内心与世界的桥梁;3)作者注重“文学性”,但不固守文学的成规,而是以表达的需要创造新的形式,作者最为关心的并不是所写的是否是“文学”,而是能否表达出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与感受,如果现有的文学形式无法表达出个人的真切感受,那么作者宁愿抛弃这样的“文学”,宁愿写出不像或不被认为是“文学”的文字,但是恰恰在这些不像“文学”的作品中,却保留了“文学”的真正精神,那是一种有情怀、有血肉、有痛感的文字,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

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是纷纭复杂而又变化莫测的,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我们能否理解自己、能否理解他人、能否理解这个世界,便是一个逼迫人不得不面对与思考的问题。像梁鸿与我这样出生于70年代的人来说,我们成长的年代,是中国迅速发展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的时代,而且这样的发展还在继续,中国和世界仍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很多以前习以为常的事情正在变得陌生,很多以前不可思议的事情正在发生。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经历了苏联的解体,在此之前,谁能够想到这个庞然大物会如此脆弱?我们也经历了美国的911和金融危机,在此之前,谁能想到这个强大的帝国竟然如此不堪一击?我们正在经历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而这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会有影响。从中国方面来说,我们的国家已经告别了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童年时关于饥饿的记忆,在现在的孩子看来不啻于天方夜谈了,他们所面临的是消费主义等新的问题。而在这样巨大的变化之中,我们自身也在发生变化,我们从一个偏僻的乡村来到北京这样一个现代都市,在生活和知识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否理解自己,能否理解“故乡”、能否理解这个世界?便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梁鸿的《梁庄》是一部试图去重新理解“故乡”的作品,也是一部试图去认识变化了的自我与世界的作品,而《梁庄》所做到的不仅是呈现了这个村庄的现状及其变迁,也将作者现在的“自我”与过去的“自我”连接了起来,在自我生命的内部建立起了一种统一性。我们可以说,这既是自我反思的需要,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通向世界的窗口,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真实”。

在我看来,“非虚构”作品之所以必要,恰恰在于我们自身置身于一个“虚构”的世界中——在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中,我们赖以形成对世界与自我印象的信息,大多来自于媒体,来自于间接的经验,我们的生活与自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是没有痛感、没有血肉、没有体温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突破这个苍白的“自我”与世界,需要我们去“体验”、“介入”与“行动”,只有在这样进入世界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够丰富我们的生命,丰富我们对自我与世界的真切认识。但是要进入世界,我们也需要具备或培养出理解自己的能力、理解他人的能力、理解世界的能力。我认为,在这些方面,梁鸿的《梁庄》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南方文坛》2011年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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