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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回响与自由的困境
河南作家网    日期:2011-01-12
 

——京派文学的价值选择

 

    

 

“京派”文学与五四新文学既有对接亦有反叛。京派将塑造民族精神和国民人格的使命寄托于文学,这是重个人、重个性、重精神的五四启蒙运动的逻辑结果。而与五四同历史对话的方式和维度不同,京派在多重文化冲突中张扬文化综合和重构的热望,重新审视“国民性改造”的主题,加强了对民族性格和心理探求的深度。

京派既反对“工具论”的“左翼文学”,又反对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更反对文学的商业化理念,表现出与时代的疏离,文学的共时性价值在它是应当怀疑的。因此,有人认为京派主张的“文学的自由”和“艺术的独立”是完全个人化的无任何社会功利性的文学。其实,在必须通过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社会组织的优化来获取生存保障的历史情形下,这个“疏离”只能是相对的。沈从文在《新文人与新文学》中申言:新文人“最缺少的也是最需要的,倒是……不逃避当前社会做人的责任”,“相信人类应当向光明处去,向高处走”,文学作品应“影响到社会组织上的变动,恶习气的扫除,以及人生观的再造”①。京派不能认同其前辈“老京派”在革命文学甚嚣尘上时消极的反抗甚至放弃发言权、沉浸在“幽默”和“闲适”的趣味中。朱光潜说:“晚明式的小品文聊备一格未尝不可,但是如果以为‘文章正轨’在此,恐怕要误尽天下苍生。”②他对于文学的历时性价值有过极高论述:“一个民族的生命力最直切的流露于它的文学和一般艺术,要测量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强弱,文学和艺术是最好的标准之一。文学的活力与全民族的精神有着一定的互为因果的关系。”③“重造人心”与文学的相对独立性是对应的,这是京派批评世界的最高范畴。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京派对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商业性的多面拒斥了。所以,京派超然于现实政治利益和阶级观点的文学功利观,与宽泛意义的民族前途、人生观再造的社会启蒙理想密切联系。

那么,为什么京派沉迷于讲述寓言似的、可能越来越久远的乡土神话?既然京派提倡的是一种“美育教化”的文艺功用观念,或者说启蒙理路,以文艺重建国民精神与情感,通过塑造高尚、健全的人格文化来达到改造社会、振兴民族的伟业则是它的执著。出于对“人性”的虔诚以及对人性善恶强弱与中华民族未来关联的思考,京派要不断地反省“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现在堕落处”④,持久地讨论“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⑤。也就是说,京派通过对乡土的赞美、都市的讽刺、民族或民间传奇的重叙,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野性与文明的多重文化冲突中,在其文化选择的表现形式和实现途径方面,以一种伦理的、审美的方式介入“民族自救”的社会历史进程,企图通过“恢复传统”、“扩大中国文化”来“重造人心”,找回曾经失去的民族自信。京派由此张扬了他们“为人生”的态度。在淡化文学阶级性的同时,反而加强了对国民性探求的深度,是对五四时期“国民性改造”主题的重新审视。京派和五四启蒙主义者都将塑造民族精神和国民人格的使命寄托于文学,这是五四启蒙运动的逻辑结果。所以,我们宁愿把京派作为“五四之跋”。

京派的立场与五四的启蒙主义者又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这一特点又使京派表现出与五四启蒙相悖的一面。五四时的启蒙者重在反传统文化,因而对中国原有历史文明积淀更大程度上选择了离析和破坏;京派文人对五四的线性发展观进行了深刻反思,进而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个性主义和社会救亡是五四启蒙思潮中的两条脉络,但个性解放所要求的个体性和社会救亡所要求的统合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京派试图调和这两条平行乃至悖论的思想,造就一种与时代精神异趣的健全而有效的路径。刘西渭曾评价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最富有现代性;唯其这里包含着一种独特的看法,把人生看作一根合抱不来的木料,《九十九度中》正是一个人生横切面。……不替作着宣传,却表示出她人类的同情。”⑥京派倾向于文化的综合和重构,旨于“重新发现”和“重造人生”而不在“破坏”。京派从来不将“人生”与“艺术”一分为二,它倡导不但要从人生中创造艺术,还要从艺术中发现人生的真意。这种对艺术的、审美的体验方式的追求,形成了京派独特而又带有普遍性的文化感觉——人类在奔向高度现代化、高度物质化的历史过程中,不应放弃自己对弱者的悲悯心和对他们在艰苦人生中那份平和静守的敬重,这些旺盛的生命力是一个民族真正的力量,我们应以尊重的眼光来看取我们民族的来路和去处,因而京派的“为人生”也极具现代性,有学者称为审美现代性。

我们这里拿鲁迅和沈从文作一对比,来探讨京派对五四的对接与反叛。如果说早年“战士”的鲁迅代表了五四知识分子反传统的强烈欲念,那么《朝花夕拾》和《彷徨》期的鲁迅则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读向度——鲁迅对革命的未来指归终抱怀疑。留日的鲁迅曾经是进化论的信徒,而1909年回到中国“庸众”中的鲁迅就开始产生奇崛的孤独意识,即便他选择了与时俱进、贴近时代脚步的生存和创作方式,而依然掩盖不了他对社会未来的不自信。《狂人日记》等是在钱玄同的“催债”下写成的,他小说中阴郁的知识者和在《野草》中对心灵世界的描摹,以及《两地书》中内心悲观颓废的袒露,证明了他是一个独异的个人主义者。有人根据鲁迅“救救孩子”、“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言说及夏瑜坟头的花环论证鲁迅相信革命的未来,这种论证对于被“意识形态化”的鲁迅是一个帮忙。而如果细读三个论据,就发现“救救孩子”的呐喊已被《狂人日记》序言中“狂人……已去外地候补”的补白否定了;“人间路”的述说从上文走来是多么自欺欺人;夏瑜坟头的花环也因母亲的“迷信”解读否定了希望中的同路人。掩藏在热情好辩的表面、改造国民性的文本之后的鲁迅看透了努力的白搭,他内心充满孤独悲怆。“怀疑”使鲁迅的精神世界充满了悖论性:当站在社会立场时,他总是力主对于未来、对于民众的信赖和希望,他是值得一切后来的文化精英崇敬的公共知识分子;而退回内心时,他“常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⑦。而反过来说,他的孤独悲怆也正证明了他内心怀抱着对启蒙主义必然受挫的清醒和无限惋惜——“难见真的人”!中国启蒙的道路是何等步履维艰!

和鲁迅小说一样,沈从文小说的叙事动力也常常来自悲剧,但不同于鲁迅对“真的人”的期许思路,后来者的沈从文面对社会做着另一种哲学思考,他注重的是向后的对于人文精神的寻找。这种寻找是否就是沈从文的自信?从他《长河》和《边城》的悲剧叙事来看,他诗情涌动的深心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些悲剧可能缘于天道宿命,也可能缘于外界的力量,或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浸淫,或来自西方文明的渗透,“《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的那一股沉忧隐痛,翠翠似乎显示从文自己这方面的性格。他是一位好社交的热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⑧,这说明沈从文对这个地区部族能否保持自己原初古朴的怀疑。

为什么不同的寻找路径走向共同的悲剧?这里涉及了谈鲁迅和沈从文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国民性”问题。鲁迅从对国民性“丑”的揭示提出“改造国民性”,以实现开启民智的文化理想;沈从文通过对湘西“美”的追述,表达对“民族精神再造”的期许。他们通过对民间不同的“国民性”的开掘走向了共同的悲剧叙事,叙事的基础在于他们理想民间的共同性和对其虚妄本质的洞悉。

作为中国乡土小说重要支脉的京派在现代科学理性导引下,对现代人性的缺失和异化进行了严肃的省察,沈从文的小说使对现代性物质与精神对立的思考达至高潮。沈从文以现代都市商业文化批判者的眼光、价值观念,以富有传奇性的选材,描摹“湘西”乡村部落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表达了他的社会文化立场——即痛感于被现代文明观念及物质对宁静温和的乡土世界的冲击,又反抗传统礼教观念的束缚,通过对原始生命力的呼唤,张扬一种健全的对国家、民族和个人都更为合理的生存环境和存在方式,从而实现民族现代化。很明显,沈从文是向后的对于人类文明传统中高贵精神的寻找。但人文的“自在生存”的“湘西”并不存在,它的美好只是在意义上与沈从文的心灵达成共鸣,其“民族灵魂的重塑”对于现代性的质疑也是作家个人心灵与时代话语共谋的另一维度。沈从文用文学完成心灵自救的同时,文学也代表了一种文人与历史、与社会互动的存在姿态。

而京派的“自在生存”在鲁迅那里是不是“国民性”中需要“改造”的主体?答案并不那么简单。如果我们要打破沙锅探询一生都与庸众对立、无情剖析“国民性”的恶与丑的鲁迅,究竟欲望建立怎样的“国民性”,那么鲁迅似乎给过我们答案:《故乡》中少年闰土月下扎獾的镜头像一幅经典画面,代表了自在状态下保持原始古朴和生命活力的另一个“民间”——虽然,那只是昙花一现的一个影像——呈露出作者内心真实的国民品格的期许。这一“理想民间”的版本简直是鲁迅文本唯一的“快乐之笔”,而这个少年闰土的“民间”正有同于沈从文的“民间”之处:自然、纯真、勇敢、和谐、不卑不亢,与怯弱地叫“我”“老爷”的闰土形成鲜明对照。

透过鲁迅和沈从文文本不同的话语网络——鲁迅对人生童年的回忆和沈从文对民族童年的想象,我们确实看到了无论鲁迅的“审丑”还是沈从文的“审美”,目的都是民族精神的形塑,其实也是缠绕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问题:中国该以怎样的文化姿态走向“现代”?不管鲁迅式的向前的探索或者沈从文式的向后的寻找导引出怎样的悲剧结局;不管这种坚持是鲁迅式的“躲进小楼成一统”或是沈从文式的“感到异常孤独,乡下人实在太少了”⑨;也不管这种坚守曾被人为的历史形式主义涂鸦得何等面目不清,在他们孤独的内心均把文学看作一件和人类理想与智慧、人生庄严与良知割不开的事情。

京派以对文学政治功利性的批判、对自由主义精神和生命活力的颂赞构筑了自己的人文主义理想大厦和民族生存图式,它对于“审美人生”和“重造人生”的标榜体现了他们人文思考的深度,提示了“现代”范畴具有的多维特性。倡导人性的高贵是人文精神真正的本质,代表了自由知识分子的人文立场,是他们为思想担承的工具,世俗机制对文化良知与健全人格的围困是许多历史阶段的共性特征,超越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不能见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总是以极度的虔诚、极度的疲累来企图抓住那些碾在历史车轮下的“人”的尊严。京派企图在泥沙俱下的历史大潮中挽回一些或者拯救一些即将失落的人文理想,这一人文精神的本质其实也正是现代文化的命意所在。但是京派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群体,这种人文立场在诞生之后,即遭遇了商业文化和政治规范这些对手。接着,战争的突然发生过快地改变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抗日战争期间,京派尚能在当局的统治缝隙中寻找存在的历史依据,那么在国共两党对决时,“自由主义者们便被历史剥夺了存在的空间”⑩。

京派的文化想象方式无疑为193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方式。当我们在21世纪乡土小说的转型研究中重新遭遇京派的文化立场和自由意识,我们不得不承认要保持人们生存或曰历史行进的健全发展,人类就须找回在历史前行中失落的某些人文主义精神以作当下的强调。这正是京派文学价值观的意义所在。不过在肯定人类必须、必然发展的文化本性上,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京派想象的社会图式和民族精神带着不轻的乌托邦色彩,他们审美意识有着突出的人文理想梦境,在农耕文明下的乡土中国显示了不合时宜的奢侈,甚或矫饰。这是京派的困局,也即是中国现代化的困局。

 

 注释:

 

①沈从文:《沈从文文集(12)》,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

②朱光潜:《论小品文》,《朱光潜全集(3)》,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③朱光潜:《文学与民众》,《朱光潜全集(5)》,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4-15页。

④沈从文:《边城·题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⑤沈从文:《长河·题记》,开明出版社,1948年版。

⑥刘西渭:《九十九度中》,《大公报·文艺副刊》,1935818日。

鲁迅:《两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⑧朱光潜:《从沈从文的人格看沈从文的文艺风格》,《花城》1980年第5期。

⑨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良友出版社,1945年版。

⑩黄键:《京派文学批评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45页。

 

                                             原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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