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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与唐代中原作家群体的密切关系
河南作家网    日期:2011-08-18
 
      在唐代的几大诗人和作家群体及流派中的领军人物,大部分是河南人,或者是与中原地区及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人。杜甫与他们有着或承继、或交流、或影响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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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时期

    
创建律诗的两京宫廷诗派。在初唐的宫庭诗人中,约一半是河南人。著名的有上官仪、上官婉儿、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等人。文章四友珠英学士这些宫廷诗派的形成与武则天时期以洛阳为文化中心的宫廷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宫廷诗人,对唐代律诗的建设,有着重要的贡献,促进了律诗的形成和定型。上官仪是陕州陕县(今属河南)人,是太宗和高宗时代的宫廷诗人,因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旧唐书上官仪传》),当时多有效其体者,号为上官体。他的最主要的贡献是总结诗中的对仗方法,创为六对八对之说,其诗多为应制诗,虽然在内容上无可多言者,但对于五言律诗的建设和提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孙女上官婉儿,在武则天和中宗时期,为一时之文苑司衡,代朝廷评品天下诗文,对宫廷诗在诗艺和诗律的提高,起着重要作用。其诗《彩书怨》已初具五律格局。在武则天和中宗宫廷诗人文章四友中,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对律诗的建设成就最大的。他的五律、七律和五言排律,都很成熟,符合平仄粘对律的诗作占其诗总数比重率在初唐诗人中是最高的。其名作五律《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七律《春日京中有怀》、五排《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七绝《赠苏绾书记》等诗,都格律工整,法度森严,王夫之评曰:近体梁陈已有,至杜审言而始叶于度。”(《姜斋诗话》卷一下)杜甫也称誉其祖曰: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胡应麟说:初唐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倡。……少陵继起,百代模楷,有自来矣。”(《诗薮》内编卷四)关于沈佺期、宋之问二人,沈为相州内黄(今属河南)人,宋为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二人均为则天和中宗朝的宫廷诗人,与杜审言为僚友,均为律诗的奠基者。相较而言,沈七律较胜,宋五排较胜。二人虽然被称为律诗正宗”(《诗源辨体》卷一三),然与陈子昂、杜审言相比,其高妙不及射洪,遒密不及必简”(《唐律消夏录》卷下)。在律诗的贡献方面,过去仅强调沈、宋的功劳,其实杜审言实可与沈、宋,鼎足而三。由于杜审言的关系,杜甫对初唐的宫廷诗派,尤其是对与杜审言关系较近的诗人一直都持尊重态度。他曾给沈佺期之子沈东美写诗说:通家惟沈氏,谒帝似冯唐。”(《承沈八丈东美除膳部员外阻雨未遂驰贺奉寄此诗》)这两句诗表示他与沈氏有通家之好。开元二十九年(741),杜甫筑室首阳山下,有《过宋员外之问旧庄》一诗:宋公旧池馆,零落首阳阿。杜甫对宋之问的旧宅进行拜访和对宋之问兄弟进行凭吊。他对武则天时代诗人的崇高地位表示十分羡慕:惟昔武皇后,临轩御乾坤。多士尽儒冠,墨客蔼云屯。当时上紫殿,不独卿相尊。”(《赠蜀僧闾丘师兄》)并一再表示,要继承其祖父的事业,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自称吾人诗家秀”(《同元使君舂陵行》),立志要将祖父的诗歌事业,尤其是律诗,作为自己家传事业来继承发扬。

    
提倡风骨兴寄的复古革新派。主要是陈子昂。陈是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县)人,武则天朝入仕,长期在洛阳宫廷为官。其《感遇》诗主要继承学习《诗经》和魏晋时中原诗人阮籍《咏怀》诗的兴寄传统和汉魏风骨,在五律诗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的复古革新主张和诗歌成就也受到杜甫的赞赏,说他是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陈拾遗宅》)的一代雄才”(《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杜甫的五言咏怀诗深受陈子昂《感遇》诗的影响。

    
直书实录的史学派:中原的历史学家吴兢、刘知几等人提倡实录直书和反对骈文,对古文派的古文运动,与杜甫的史笔意识都有甚深的影响。吴兢,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盛唐时史学家,撰有《唐史》等史书多种,多不传。在所传书中,以《贞观政要》一书在历史上最为有名。该书成于开元十七年(729),上呈于玄宗,对唐玄宗继承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经验而开创的开元盛世起了重要的作用。此书对杜甫也有甚深的影响。杜甫曾写诗给贞观名臣魏徵的四世孙魏佑道:磊落贞观事,致君朴直词。家声盖六合,行色何其微。”(《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广》)魏徵强颜直谏的事迹,在《贞观政要》中记载甚详,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杜甫将唐太宗的伟业,视为唐朝政治的最高榜样: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本朝再树立,未及贞观时”(《咏怀二首》其一)。由此可见《贞观政要》一书对他的影响之深。刘知几是唐河南道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后来长期在武则天时期洛阳宫廷任史官,曾与吴兢等合作撰《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等史籍,并撰《史通》二十卷。他主张撰史要直笔实录,反对曲笔: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史通》卷一三)不掩恶,不虚美”(《史通》卷一八)。正是中原史家这种直笔实录的精神,对杜甫诗歌直面现实的写真实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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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时期

    
重道尊儒的文儒集团。盛唐的文儒集团的领袖和文坛盟主是河南洛阳人张说。一大批文儒,如张九龄、许景先、贾曾、席豫、孙逖、苏颋、韩休、王丘、柳芳、严挺之、房琯、郑虔等人,集中在他的周围,相互往来,他重道尊儒”(《上东宫请讲学启》)的思想和文质并重的文学主张,对盛唐风骨刚健与辞采并茂的诗风和文风影响极大。张说特别重视对儒家经史的整理和学校对儒家经典的教育:今礼经残缺,学校陵迟,历代经史率多纰缪。他请求朝廷表正九经,刊考三史,则圣贤遗范粲然”(此二条出处同上)。杜甫与张垍交游,主要是出于对张垍之父张说这一代文宗的景仰。对于张九龄,杜甫对他极为敬佩,在《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曲江张公九龄》一诗中说他寂寞想土阶,未遑等箕颍。上君白玉堂,倚君金华省。碣石岁峥嵘,天池日蛙黾,赞他有致君尧舜的理想,并能襄君于玉堂之上,还为他受李林甫权奸所谗毁而鸣不平。在文儒集团中,杜甫与房琯(洛阳人)、郑虔(荥阳人)等人最为交好,受房琯影响最大。为了替房琯辩护,他是拚了性命的,最后终被奸小排挤出朝廷。张说的重道尊儒思想与张九龄、房琯等人抗直刚正的品德,对杜甫的儒学思想和儒家的立身之道的影响很大。

    
开拓诗歌疆域的边塞诗派。盛唐时代的边塞诗派的诗人,大多是少有壮志、许身报国的人物。他们将边塞壮丽的景象和将士的报国热情表现在诗歌之中,将唐诗的表现领域扩展到塞外和大漠,形成了唐诗的一大亮点。边塞诗派的诗人大部分是河南人。如高适的本籍虽不是河南,可是自青年时期起就长期在河南的梁、宋地区生活。天宝三载(744),杜甫曾与李白、高适一起游览梁宋,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新唐书杜甫传》),后来又在长安、成都多次交往。岑参(南阳人),也是杜甫故交,在长安时彼此就认识。杜甫曾与他和高适、薛据、储光羲等人一起登慈恩寺塔,登高赋诗。此外,中原的边塞诗人还有李颀(颍阳人)、崔颢(汴州人)等人,他们也有游历边塞的经历。其诗激扬风发,苍凉悲壮。杜甫的诗中有相当数量的边塞诗,如《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送高三十五书记》、《送韦书记赴安西》、《黄河二首》、《送人从军》等,皆有边塞诗派诗人的影响。

    
自然与社会和谐的山水田园诗派。以王孟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除了孟浩然外,大部分诗人都与中原有关。孟浩然主要描写的是南方的山水和田园,而王维等则主要地表现北方的山水和田园。王维的家乡蒲州(今山西永济),距东都洛阳较近,王维又曾在嵩山隐居、淇县做过官。他的山水田园诗,也受中原嵩山、太行等的山川风光与及盛唐时代中原农村的太平景象的影响极大。山水田园诗派的重要成员,崔兴宗,王维内弟,在蓝田有东山草堂,与王维的别墅东西相对,与杜甫也有交往。祖咏是洛阳人,储光羲是唐河南道兖州(今属山东)人,他在河南的汜水任过官,他们的田园诗多有中原农村的生活景象。杜甫与王维等人在长安交往甚密,他曾到王维的西庄草堂去拜访过。至德初年,长安收复后,杜甫与王维、贾至、岑参等人一起同题奉和贾至的《早朝大明宫》诗,为一时诗坛之盛事。杜甫的有关山水和田园的诗篇,与中原的山水田园诗派的诗歌,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李白是独立于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之外的一大家。他的诗歌将边塞诗派之雄伟和山水田园诗派之清丽,兼而有之。李白曾经十载客梁园”(《书情题蔡舍人雄》),中原地区的雄伟山川和浑厚纯朴的风土人情,对他的诗也极有影响。他的一些写黄河、嵩山、太行、华山的山水风情诗,极其雄奇壮丽,都得之于中原山川和风土之助。杜甫在天宝三载与李白交往,一同去游梁宋,受其人其诗极大的影响,之后,杜甫所写歌行也多了起来,诗风也渐浑厚雄健,这都与受到李白和盛唐中原诗人的影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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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中唐转折之际

    
关注社会人生的复古诗派。元结和他的《箧中诗》派的王季友、孟云卿、于逖、张彪等人,是一个中原土生土长的现实人生派的诗人群体。他们与杜甫有着相近的现实主义诗歌主张。元结,汝州鲁山(今属河南)人,少时事其从兄元德秀,深受元德秀儒行敦厚之风的影响。安史之乱后,由于平叛有功,被授予道州刺史之职。在任中招抚流亡,赈给灾民,颇有政绩。时道州为贼所焚破,又值上司催迫租税,赋《舂陵行》、《贼退后示官吏作》二诗,为民请命,上请减免百姓赋税徭役。杜甫得其诗而和之,作《同元使君舂陵行》,其序曰:览道州元使君结《舂陵行》兼《贼退后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感而有诗,增诸卷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其诗中有云:吾人诗家秀,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圣畏后生。观乎舂陵作,欻见俊哲情。复览贼退篇,结也实国桢。贾谊昔流恸,匡衡尝引经。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致君唐虞际,纯朴忆大庭。高度赞扬了元结忧民疾苦的思想品德及诗有比兴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这里所指的比兴,用的是郑玄注的原义: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而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见《周礼注疏》卷二三注)杜甫所谓的比兴体制是指此儒家美刺的诗学传统。杜甫将元结等十数公引为同道。元结所选的《箧中集》,其中所收的二十四首诗,多是反映民生疾苦和自叹不遇、贫困潦倒的人生悲歌,与杜甫的直面人生和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诗歌主张不谋而合。集中的七位诗人,多数是中原籍或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的诗人。如王季友,孟云卿,都是河南洛阳人;于逖,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张彪,颍上(今河南新郑)人;元季川,是元结从弟,河南鲁山人;沈千运,本籍吴兴(今浙江湖州),后来长期寓居濮上(今河南濮阳市南),后归隐汝坟(今河南襄城)。他们是一个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关注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诗人群体。杜甫与孟云卿、张彪、王季友等人都有诗歌往来,关系密切。是共同的思想倾向和相似的诗歌主张,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中原现实主义的诗歌流派。

    
复兴儒学的古文派。贾至、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一批提倡儒学复兴的古文家,有着儒家文化的深厚传统。贾至是河南洛阳人,是盛中唐之际的一位儒学复兴的积极倡导者。他在《议杨绾条奏贡举疏》中,总结出安史之乱之所起,皆因是儒学衰微和边缘化的结果。他认为,正因为儒学的衰微,忠孝之道的缺失,才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向使礼让之道宏,仁义之风著,则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节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摇也。这确实是抓住了唐玄宗晚年迷信道教、不尊儒学的思想要害。儒学确实是维系社会人心稳定的一个重要思想因素,这是对安史之乱产生原因最深刻的思想反思。与贾至倡导儒学的古文家还有萧颖士、李华。萧是颍川(今河南许昌)人,二人提倡宗经,强调文章要体现儒家的教化作用。萧颖士在《赠韦司业书》中说:仆有识以来,寡于嗜好,经术之外,略不婴心。李华特别强调文章要体现六经之志、有化人成俗,安危存亡的作用,提倡有德之文,反对无德之文”(以上均见《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独孤及是洛阳人,是提倡六经和儒家道德学说的另一位古文家。梁肃说:肃仰公犹师,而申之话言,必先道德而后文学。且曰:后世虽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梁肃是陆浑(今河南嵩县)人,他继萧颖士、李华、独孤及后倡导古文,曾为韩愈的老师,《旧唐书韩愈传》中称他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梁肃推崇两汉古文,强调文本于道”(《补阙李君前集序》)操道德为根本”(《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志在厚风俗,美教化”(《贺苏常二孙使君邻群诗序》)。梁肃正是中唐古文运动中由萧、贾、独孤辈到韩柳之间的一座桥梁。这些以复兴儒学为志的中原古文家,在精神上与杜甫一生奉行儒学并身践力行儒家仁政爱民思想,以复兴儒学为任的志向,是相一致的。他们文本于道的文学观,也与杜甫法自儒家有”(《偶题》)的诗学思想同一机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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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唐时期

    
杜甫的诗歌,千汇万状,地负海涵。对中晚唐诗人,尤其是对中原地区诗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影响大约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现实主义通俗诗派。中原河南籍的诗人元稹(洛阳人)、白居易(河南新郑人)、王建(郡望颍川,今河南许昌人)等提倡新乐府运动而形成了一个以直面现实人生的通俗派诗人群体。元、白首先打出杜甫这面旗帜,意在发扬光大杜甫的即事名篇,复无依傍的新题乐府现实主义精神,直接反映当时之时事,为其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诗歌主张服务。其目的是补察时政救济人病”(均同上),揭露和批判统治者剥削的残酷和暴虐,反映民生疾苦,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并希望通过古代乐府采诗的方式,以观民风,上达下情,以引起最高统治者皇帝的重视。其诗歌的形式通俗易懂、易于传播。他们写了许多乐府诗和新题乐府诗,希望能够播之管弦,传之人口。这些诗发扬了杜甫三吏三别等的叙事功能和语言通俗的特征,及时地将现实生活中最迫切的问题,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充分体现了他们的问题意识和诗歌的政治功用。晚唐诗人聂夷中(今河南沁阳人)、于濆,籍贯京兆(今陕西西安),曾在泗州为官,后弃官寓居尧山(在今河南鲁山县)。这些人也属反映社会民生的通俗诗派。他们继承了杜甫关心民生疾苦的精神,写出了大量的语言平易,通俗易懂的揭露贫富不均、百姓生活水深火热的诗歌,以体现一个有良心的诗人关注民生的仁爱情怀。以上是继承杜甫之直面人生的写实诗派。

    
张扬个性的奇险诗派。以韩愈、孟郊为首,以李贺、贾岛、卢仝、马异等人为中坚的奇险派和苦吟派诗人群体,继承了杜甫刻意创新和锤词锻句的创作传统。以韩愈(今河南孟县)、孟郊为首的险奇派诗人,一眼觑定杜甫诗歌惟在奇险处尚有可推广,故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瓯北诗话》卷三)。杜甫有些诗歌奇气横生,险绝之境,令人称叹。如白摧朽骨龙虎死,黑入太阴雷雨垂”(《戏为双松图歌》)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白帝》)。这些险奇的诗句和诗境,正是韩、孟和李贺(今河南宜阳)、卢仝(祖籍范阳,后迁家河南洛阳)、马异(河南洛阳人)等人,所刻意追求的。至于杜甫的五古中用语奇僻的拗句、险韵也为韩、孟所喜于摹仿,以驰其才。他们力求在奇险的意境和语言的创新方面,力拓出一片新天地。李贺、贾岛等呕心沥血苦吟,劳心费神推敲,以求造语新奇,与杜甫晚年对诗歌的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其七)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精益求精的创作精神,也是一脉相传的。

    
继承典雅传统的瑰奇雅正派。此派诗人与中唐的通俗派与奇险派可谓是鼎足而三。其诗主要取杜甫典雅宏丽之风,诗风健举,意象瑰奇,且用语典则雅正,气象雍容。张为《诗人主客图》中称之为瑰奇美丽主的武元衡,被称之为属于瑰奇派的领袖。武元衡是河南缑氏(今河南偃师)人,在宪宗朝两度为相,领袖群伦。《唐诗品》评其诗词锋艳发,如青萍出匣,所向辄利;意度鲜华,如芳兰独秀,采思绵绵。五言长调,当时竟称绝艺。其在元和诸子,自权相(指权德舆)而下,丰美孤高,此当独步。瑰奇美丽主的旗下列有刘禹锡、赵嘏、许浑等诗人。刘禹锡,洛阳人,早年参加永贞革新,被贬远州二十多年,曾任夔州刺史,受当地民歌《竹枝词》的影响,其诗与杜甫的夔州绝句一样,词意高妙,多有变调,深得民歌之精髓。其律诗以工部为宗”(《老生常谈》),七律尤工,典则既高,滋味亦厚”(《蔡百衲诗评》),有人认为,其诗格高,在元白之上,长庆以后诗人皆不能及”(《瀛奎律髓》卷四七)。赵嘏、许浑,皆善律诗,为中唐律诗的翘楚。赵嘏七律清丽挺拔,声皆浏亮,语皆俊逸,多有佳句。其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长安晚秋》)句,极为杜牧所称道。许浑早年家于洛阳,晚年迁居丹阳(今属江苏),亦善律诗,长于偶对。其集中五百余首诗中,除了绝句,其馀全部是律诗。他的七律工稳流丽,以精密俊丽见称”(《唐诗品》),其诗中精品不在李义山、温飞卿、杜牧以下。其七律第七句,多有仄平仄者,人称为丁卯句法,其实这是从杜诗中学来的。这派诗人深得杜甫律诗典则雅正之真传,故独自可成一派。河中(今山西永济)人杨巨源属《诗人主客图》中的清奇雅正派的诗人,其诗名与刘禹锡相埒。王夫之评他的七言诗,谓其平远深细,是中唐第一高手”(《唐诗评选》卷四)。有的诗家认为,杨巨源与刘禹锡同为杜甫七律的传人:余谓七律法至子美而备,笔力至子美而极。后此如杨巨源、刘梦得甚有工夫。”(《贞一斋诗说》)

    
绵密绮秀的婉丽派。晚唐诗人李商隐(今河南沁阳人),全面继承发扬了杜甫婉丽风格和追求声律完美、对仗精工的七律艺术,并写得更加寓意深邃、绵密精致,是晚唐继杜甫之后的律诗大家。后人评曰:善学少陵七言律,终唐之世,唯义山一人。胎息在神骨之间,不在形貌。”(《读雪山房唐诗序例》)因其诗与温庭筠词皆缛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李义山诗集》),故史称温李。二人皆发挥杜甫绵密婉丽风格之部分,形成了晚唐的婉丽一派。然二人风格也有区别:义山七律,得于少陵者深,故秾丽之中,时带沉郁飞卿华而不实”(《岘傭说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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